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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新政主義的時候，其實就是期望這樣的時代來臨，一個楊威利可以伸展身手的時代來臨。這次選舉，馬英九掀開了這樣的序曲。
一個自制而充滿自我責任實踐的年代。
雖然我們紛紛擾擾了十幾年，所換來的新時代，應該是可以期待的。
我們厭倦了權謀與詐術的反覆攻訐，我們期待一個單純而有道德的時代。
上帝給了我們回應，透過我們投票的手，給了一個回應。
不過，上帝的警告也隨之而來，這樣的時代是維繫在一個人的手上。
而不是我們大家共同實踐的努力上。
當楊威利被刺殺的時候，我們會沮喪失志？還是會成為尤里安呢？
我們又有多少個尤里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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