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學生全面對黨部開放演講致詞消息之後,我立刻利用一些私下管道進行了解,這是高層的意思呢?還是基層邀功的行為?果不期然,這是基層向高層建議的行動。高層也在觀望,讓基層黨工打頭陣,探探學生的反應。意外的,我還知到另一個消息,這個事件的發生,竟然是某個師範院校的會長去建議的。天啊!還嫌我們麻煩不夠多嗎?

想當然耳,開放全面致詞演講的舉動,激起了不少學校反彈,畢竟在單純的學生活動當中添加太多政治色彩,不會是替政黨加分,有時候反而會是全盤皆輸的舉措, 當然如果反對黨以「政黨進入校園」為由舉行學生反對運動,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因為是學生們的決策,我也沒有積極介入,我仍忙著去應付一些小型的贊助商,而且我知道,這個暴風雨遲早會掀起驚濤駭浪,我也不用急著去背這個黑鍋,反而到時在關鍵時刻還能用比較「中立」的立場來挽救岌岌可危的局勢。果不期然,更換學生領袖的呼聲已經出來,之前跟我一起奮戰的學生們終於還是跑來找我,他們倒不是戀棧職位,這種領袖又沒錢賺,又吃力不討好,其實大家樂得不幹, 只是他們都是很有責任感的小朋友,擔心新接任的人選搞砸了已經幾乎準備就緒的活動。

我知道比他們多一點的內幕,我就跟他們報告,今天這種局面,首先要讓那位始作俑者原形畢露,讓他的私心給黨部知道,不然黨部一直以為大部分的學校都贊成國民黨的大官來致詞是一件榮耀的事,而不知道大家的反彈,還認為只是少數意見領袖從中作梗。這位始作俑者的師範院校會長是一位十分美麗的小女生,幾乎沒有一個男生會長會懷疑到她,她溫柔親切的態度完全遮掩了她對於聯盟運作核心缺乏她參與的不滿,她看來積極配合的態度也不會讓大家懷疑她對於舉辦校合併到台大的不滿。當我把我刺探來的消息跟大家報告,所有的男生幾乎為她辯護,相反的,所有吃過她虧的女生幾乎群情激憤,我也沒有料到這種結果。幾乎一開始就分兩派, 開除會籍和積極辯護壁壘分明,大有一開始就進入表決的狀況。比較理性的小萬和小君主張先和她溝通,我也持這種意見,畢竟學生的分裂,只是大人般的翻版,既無助解決事情,也無助於大家團結,只會讓大家陷入互相猜忌的困境。

我花了一個多小時和她在電話溝通,才獲得她首肯來和大家談判,我知道這是需要極大的勇氣,但是不虧是想做大事的年輕人,雖然積極在黨部謀求利益,不過倒也落落大方。經過協商,聯盟同意大家多分擔她們學校那場的費用,讓她們也辦一場,但是她必須去說服黨部只在一些重點學校做這種致詞,如果學校不同意,就不舉行,同時我也自己到黨部展開遊說。運氣很好,青工會沒有出面的丁主委這次使上了力,自動把提案縮成少數的學校,也配合聯盟的決議先行文各校爭得同意,這場 鬧劇才終於落幕。不過,後來台大那場演講還是捅出不小的漏子,那是後話。倒是我們一直擔心的反對黨,一直都沒什麼動作,直到後來才遇上地方執政的在野黨副首長,才有一場針鋒相對的會談。

反對黨的動向是我一直很在意的,這不只是因為他們是我昔日的同志,有共同的理想。也因為我重做馮婦,表面上似乎又為國民黨做事的動作,我擔心會引來好友們的躂伐,影響了我們大家之間的友情。所幸大家都用商業活動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而且大家也一點都不擔心這個活動,當時「南長北扁」獲勝的態勢,除非馬英九 出來競選,才有可能打破,而在那一年八月,我們都還看不出馬先生的動向,國民黨依然在分裂的狀態中。陳市長當選之後大家猙獰的搶奪職位的真小人態度,沒有在這個時候加諸在我身上,也許就是因為我也淡出政治圈,對大家不會構成什麼威脅吧?有時候真小人和偽君子,你還真難說你喜歡誰,不是嗎?

會缺少反對黨大張旗鼓的反對,也和一些學生運動健將去搶了執政和選戰的位子有關,大家雖然保留了學生身分,但活動圈都離開了校園,對於這類校園的事也缺乏關注的心力,他們把目光都放在年底的選舉。這樣一來,反而造成這個鬆散的學生組織很好存活下來的空間,否則他們才不會是那些身經百戰的學運健將的對手,而且如果這樣對抗的狀況發生,光是我一個人也應付不來。

民進黨早期在吸收學生的工作上,是毫無組織、任憑發展各參選人自行發展的,但是就是因為這樣的政策,反而讓高手雲集。怎麼說呢?就因為民進黨放任各個候選人自行吸收學生班底,而候選人他們也不是有目的的吸收。他們會重用學生主要原因,完全是因為「便宜」。早期民進黨的領導者素質很高,但是支持者素質很低, 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有,因為社會低層的人們才容易對政府不滿。當時演講也很容易,只要罵國民黨、罵政府就可以了,罵的越低俗,罵的越難聽,越有票。所以 我說「台獨是這幾年的事」,原因就是你很難在講台上講「台灣主權未定論」,不如罵「這些國民黨的吃錢官」或「國民政府萬萬税」來的有效。當然這種政策取向,還是必須很多簡單的演講者(有膽、會罵就好),當時學生都是初生知犢不畏虎,很多外省籍的同學,上台去只能說「加罷沒」(台語:吃飽了嗎),也會獲得如雷的掌聲,原因就在於群眾對於高學歷加入在野黨的渴望與需求。因此那個時候,很多現在稱為「童子軍治國」的夥伴們都紛紛出頭,校園裡,雖然民進黨黨中央 並不運作,卻是一片「綠油油」,比起國民黨要層層從龐大的組織往上爬,民進黨跟著委員的方式,學生反而比較有機會「出頭天」,當然後來也造成了民進黨山頭林立、派系軋傾的現象。

當然早期的地方派系在當時仍有很大的影響力,這些人其實和國民黨的地方勢力沒什麼差別,差別只在他們揮舞的旗幟。我們學生派很少會和這些人對壘,想不到我這次替國民黨辦活動,卻不小心對上了。

話說我前面提到那個小胖,他也是活動力十足,竟然把全校所有社團、系學會都整合起來,還引出另一個宿舍自治會的領袖,此君叫老兵,原因是他當過兵,二十 七、八歲才重新回鍋唸書,年紀稍長,因此很容易和同學打成一片,大家也尊重他的年長,聽從他的指揮。問題是這個傢伙並沒有多好的辦事能力,完全是軍隊那套 「大煉鋼、大練兵」的做法,好大喜功之餘,竟然行文學校要把這個活動變成全基隆市的活動,學校竟然也樂觀其成,還行文黨部、中廣,要擴大來舉行。

構想是很好,但是這可是民進黨長久執政的縣市,王拓市長不僅是高知識份子,同時也是地方士紳,地方勢力早就在其掌握之中,這個舉措,不謂是老虎頭上拔毛 嗎?尤其這個企劃,好意擔心來表演、致詞的貴賓安全和活動舉行太晚返回宿舍或家中的學生安全,竟然希望基隆市政府派出警察單位來做前導和秩序維持的任務。 想當然爾,被拒絕的可能性幾乎是百分之百。最誇張的是,學校竟然把這件但書變成舉辦活動的要件,一場美意卻變成搬石頭砸自己腳的一場遊戲。

完全無轉圜餘地的情況下,小胖找上聯盟,希望能由聯盟出面協調這件事,當然這個麻煩的任務又落到我頭上。唉!大家還真的以為我是阿拉丁神燈。不過,坳不過學生們的苦苦哀求,我也只能應著頭皮上陣。

老兵第一次接觸的感覺並不是很好,因為他羞辱了我一陣,好為他自己抬高身價,不過和學生相處這麼久了,「大頭病」也不是第一次看到,我也就一笑置之。過了 這些時日,我得又去完成這種 Mission Impossible,他倒是十分客氣。我跟學生們分析,這次任務和以往對國民黨的態度不同,不能用學校家數眾多來「勒索」,因為民進黨不會在乎,他們根本不做校園耕耘,其次,這是一個地方政府,你用全國學生來威脅他,他也不在乎。所以不用太大陣仗,只要少數幾個領袖跟我去即可。由海大安排,我們那天面見副市長。

果然,副市長以市府資源有限,不能支應學生活動為由來推託。不過,雖然他老謀深算,卻在修辭上被我找到漏洞。他當時強調海大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很難用基隆市居民所納的稅金,去做這些事。他如果簡單說,我可能還沒輒,但是就是因為想教訓我們,所以擺出長篇大論,反而露了破綻。我立刻以「副市長意思是說,來基隆唸書的學子們不應該接受基隆市政府的保護,是嗎?基隆市政府並不歡迎外來訪客與移民,是嗎?我想很多送子弟來這裡唸書的家長們應該不會希望聽到基隆市政府有這樣的態度,我想希望這裡有一所高等學府,並仰賴這所大學學生消費而謀生的基隆市市民應該也不會希望聽到基隆市市政府這樣表態。」我就看著這位副市長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隨即哈哈大笑,場面話的誇我「英雄出少年」,之後我就知道我僥倖成功的完成這項任務了。令人意外的是,當初不可一世的老兵,竟然嚇到尿褲子,出來還狂吐,當時我也不忍心嘲笑他,畢竟學生們沒見過什麼世面,反倒是其他學生領袖,小萬、俊豪、小胖倒是令我吃驚的鎮定。當然,後來老兵心誠悅服的加入我們的行列,成為一個重要的幹部,那則是另一項收穫。

故事說到這裡,前章已經接近尾聲了,很多觀眾一定很好奇,你拉哩拉雜講這麼多,跟你圓夢的故事有什麼關係?要圓一個夢,首先要有作夢的人,其次要有相信會實現的人,這樣築夢踏實才真正會成為可能。我前面這些部分就是在介紹這些作夢的主角,也在描述這些相信的人見證到「可能」的過程。大學生,我們都習慣稱為 草莓族,多麼令人鄙視的名詞啊!但是一路走來,他們周旋於資深的媒體人、企業人,醜陋的政黨政治之間,為了心中一個小小的理想,奮戰不懈,終於化不可能為可能。就因為他們自助天助的完成了他們的理想,所以後來才有機會讓他們決定向其他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相信他們不會因為力量小,就凡事做不到。「成功的人找方法,失敗的人找藉口」雖然是直銷業最常講的一句話,但是卻也不無道理。這些小朋友們的睿智和毅力,讓我由衷的佩服,也讓我終身以他們的作為為榮,無論他們現在身在何處,我都誠摯的祝福他們。

距離1999年,民國88年9月23日,我們還有一大段空白要填,不過因為細節和未來的故事比較無關緊要,我就幾句帶過。在這個活動成功在望,誰先開場變 成學生聯盟最煩惱的事,因為如果首場演出就讓國民黨致詞,整個活動政治意味就太濃厚,學生、贊助商、中廣都不希望這樣的情形發生。協商後的結果,決定由地處台北偏僻的陽明山最高學府─文化大學首先拉開序曲,也觀察整個社會環境的反應。

這是一場成功的演出,雖然大牌明星不多,但是因為文化學生會已經倒會多年(目前仍然倒會中),大型活動很少,所以全校反應十分熱烈,萬人空巷(文化學生數 一向前幾名),贊助商不僅很滿意,還估計約有一萬多人受到正面宣傳影響,認為很值得。承辦的「黨」社也因為這個活動不居功的態度,(他們和各系學會合辦, 連海報都不堅持掛主辦)反而引起同學們的激賞,一下子從十幾個人的小社團,變成百人大社團,也由黨社定位不清的性質變成鑽研學生活動的活動性社團。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這句話在這場活動中並沒有應驗。

第三場的台大,果然如我們預期,被那個豬頭黨,搞的七葷八素。不知道哪個笨蛋,規劃了四個老人家,如許水德、徐立德…(另兩位我忘記了)等老先生連番致詞,大約一個半小時左右,台下觀眾終於噓聲四起,連親近反對黨的社團都畫好白布條和海報趕來現場抗議,節目才正式開始,一開始還想四位老人家在黨工的堅持下,還想變更run-down,上台和演藝人員合唱,氣得承辦的小君兩頰鼓鼓的。那天我有一個重要會議,到場的時候,危機已經在黨工不敢犯眾怒的情勢下草草落幕,但是卻也讓國民黨幾位黨工後來因此而下台。所幸國民黨還有一些反省能力,在後來的場次都以輕鬆的方式開始講「幾句」話,尤其以章秘書長最為經典─ 在「同學們!節目開始!」一句話之後,就鞠躬下臺,反而贏得滿堂采。

活動後來除了一些很難讓人記憶深刻的小插曲之外,一直都很順利,也讓學生們打算將這個組織永久化的想法逐漸成型。

大專聯盟成立大會很盛大的在環亞飯店召開,贊助商的熱情贊助,讓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的自發性學生組織正式成立。眾望所歸的由小萬擔任新的主席,他有耐心與人溝通,臉上隨時展露的真心的笑容,雖然他也有情緒,但是他總是會給人家留餘地。一百七十多所大專院校學生團體在他睿智的領導下,一定有好的開始,他所開始的第一件工作,竟然是在大會上提名我做第一任秘書處執行長,這倒是出乎我意料外。整個聯盟在我和小萬通力合作下,開始了新的紀元,不僅和ICRT合作,又辦了第二次巡迴送舊活動,還努力推動小萬心目中的學生權益捍衛的工作,立志成為學生版的消基會。雖然我心中隱隱覺得不妙,內心認為學生組織不可能沒有社會組織支撐而能長久,但是當時在大家信心滿滿的情況下,我也不方便把內心的擔憂透露出來。後來果不期然在內政部阻撓下,先是以組織名稱定位不明,後以缺乏指導老師為由,阻止這個學生組織法人化,當然學生來來去去,有就業問題,男生又有兵役問題,終致這個組織在三年後崩潰。這是後話。

這段期間,我還有兩件突發事件和聯盟有點關聯,第一是我被老師徵召前往參與市議員輔選,第二是我們私下參與台北市市長選舉。

可能是我話多吧,和同學們私下討論過去選舉經驗,這一路傳到老師耳朵裡,過去有個新黨立委的所長,當然這個市議員選舉也是從國代轉換跑道的新黨籍老師,經過徵求老闆同意,留職停薪三個月,就隻身上任去了。

我和國、民兩黨素有往來,和新黨就毫無接觸,這是第一次和他們接觸,這時他們其實已經走下坡了,原因我就不多說,但是有一個最大收穫是和王建暄先生「一 起」吃飯,見識到他的平易近人。這不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差點「害」我摔車。那是大一家教的工作,我到外雙溪工作,在他家附近騎車 趕路,他竟然和我打招呼,意外之餘,我竟然忘了我在騎車舉起手來回禮,天雨路滑,車子差點失控。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他的習慣,會和鄰居、路人打招呼。因為 那個社區在山上,外人很少去,他把我當成新來的居民,敦親睦鄰一番。

那天是我擔任競選總幹事一個月左右,第一次到新黨全委會開會,現場發便當,我拿了便當就窩在會議桌一角吃起來,一邊看著我剛買的中國時報。突然一個人走到 我身邊,輕聲細語的問:「可以藉我一版看看嗎?」我抬起頭來,原來是王大善人,趕忙把手中報紙遞給他,他笑著說:「不用,不用,我只要一張。」我看著他打開便當,竟然和我手中的一模一樣,貴為全委會招集人(相當黨主席),我很難相信他不吃個五百塊便當,對於王善人的傳言,我這才相信不假。

再多的好人,也不能挽救一個投機客心態的組織,這是我短暫總幹事生涯的心得。那天我是去聽課的,聽一個名主持人說美國總統選舉,說如何用選舉來募款、宣 傳,而不是談抱負、談願景。一個自許為「小市民的政黨」,竟然連里民大會都沒參加過,都不能成為政見主軸,真的很難相信他們會替小市民代言。當我提出這個主張的時候,想不到面對的是搖頭微笑的說詞:「沒有人這樣做的,這樣議員不就累死,老百姓懂什麼呢?」當然我在國、民兩黨也都感覺到過這個氣氛,但是還沒人敢直接說出來,所以還是那個感嘆:「你不知道真小人和偽君子誰比較好相處?」

我前面提到和學生聯盟有些關係是因為我拉了些他們原有的一些幹部來參與我的新工作。畢竟組織運作在選舉的時候是學的最快。很可惜,我讓他們都看到選舉最黑暗的一面。倒不是什麼買票之類的違法勾當,而是一些口是心非,利用人心的不正常政治行為。

其中有四個插曲讓我來說明這個小黨的窘境。「小市民的政黨」是多麼清新的口號啊!面對向財團卑恭屈膝的政黨政治而言,是多麼有效的一注強心劑!可惜話只是說的漂亮,沒有行動,終至他是一場表演。當我提出落實「小市民的政黨」的政見不獲候選人認同之時,身為幕僚也只能在主帥的意願之下籌畫選戰。一次對陳市長競選總部抗爭的活動中(我個人覺得沒必要參與),我遇到昔日的戰友,他在民進黨獲勝之後,轉投入新黨陣營(原因大家心知肚明),一場話舊的對話轉成對選戰 的評析。「如果在民進黨裡面,我們一定會痛哭流涕對選民懺悔,對於走下坡的政黨情勢,請求群眾給予中興的機會,就像那時許信良為敗選下台,卻保住了美麗島 系沒有很快泡沫化的情況一樣。」我自顧自的邊說,到沒留意這位「老朋友」正在做筆記,還很大方的把被我們主帥扔到垃圾桶,我親手擬的演講聲明,給他看。

不料,當周的新黨大型造勢活動,這位老朋友輔選的李姓候選人,在演講台上突然跪倒,聲淚俱下的一字一字念出我你的演講稿的前半部,向所有參與者道歉,表明願負擔中興之責任。只見我家主公臉一陣紅一陣白,從現場熱烈氣氛中,我們知道勝負已定。回到總部,總招來一頓好罵。這位李姓候選人當然高票當選,我們黯然敗選,不過,就像我前面說的,「話只是說的漂亮,沒有行動,終至他是一場表演。」,泡沫化終至不可能避免,也顯露了這些候選人根本不是心繫百姓,而是自己的位子。

我漫走兩大黨之間,輔選的經驗雖不算最多,但也不可謂不豐富,新黨群眾之熱情,實兩大黨所能望背,我從來沒有看過有義工七點就來報到(競選總部最早也不過八點開門,除非是最後衝刺才會徹夜不關),幫忙灑掃環境,主動找工作做,出錢出力,讓我這個幕僚幾乎只是花瓶,十二點一到,通常各政黨會煮飯或發便當,這裡卻完全不同,卻是各自返家吃飯,午休過後,自動集合,晚餐亦然。我和候選人聊到這件事,我是感動萬分,苦思如何補償這些支持者的用心。不料,候選人則以 「我們都是這樣的」作為理所當然的回應。後來我自費宴請這些叔叔伯伯、阿姨奶奶宵夜,相聊之下,才知道他們根本不認識我們家候選人,只是黨部劃分支持對象,他們就來盡忠職守,鞠躬盡瘁。這跟我在民進黨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經驗全然不同,當然和國民黨傭兵多於家族義工的情況也不能同日而語。我本來以為糟蹋義工的行為只僅限於我們這家,在閑聊中,才知道這些衝鋒陷陣的叔叔伯伯、阿姨奶奶內心早就對這種選戰用途的制度,十分反感,只是就像大家說的:「兩個爛蘋 果當中,挑個最不爛的,至少不要挑討厭的」。

第三個經驗是不花錢卻賺錢的選戰,通常國民黨是花錢如流水,什麼都要錢。民進黨是辦餐會賺錢,至少出點本。這裡卻是義工捐錢,加上選票補助費,你可以查一查,有哪個候選人是越選越窮的?原來清流是這樣建築起來的,所以人散當然曲終,老殘遊記有段話:「貪官很可怕,清官更可怕。」當然啦!只想著位子的清官,更是可怕!

第四個經驗是黨部要求我們提供候選人的暱稱,來作為親和力的柔性造勢活動(不知到哪個笨蛋想的,親和在於行為,不在名稱吧!)。小胖去問了老師,我在一旁冷眼旁觀,他對於大學時代被稱為「部長」這個綽號,倒是沾沾自喜,決定用這個暱稱。令我想到晏子的車夫故事,一個車夫洋洋自得超過一個謙恭的齊國宰相晏子,連他的妻子都感到羞愧啊!小胖後來從我請來幫忙的高中同學那裡,知道我高中時代被老師嘲笑的綽號之後,這個「部長」的暱稱就成為他常常在嘴巴講的笑話:「一個人立志當部長,他的部屬最多當司長吧!」位子是令我覺得志業沒有達到卻虛佔著的羞愧,但是很多在野人士,卻依然沾沾自喜這些過往的虛榮,忘了他 就是在這些位子沒做什麼表現,所以才會被趕下臺,有什麼好值得驕傲的呢?

事情到了這個階段,剩下二個多月就要選舉了,我整天唉嘆「明主難尋」,一個不算是我的輔選班底,一個台大外文系畢業的女秘書,突然講一句話點醒了我:「黃 大哥,你幹麻一直要找明主啊!如果你是希望為百姓做點事,你自己也能去做啊!幹麻依附別人呢?民主時代不就是競選而已嗎?你提供另一種選擇的服務,人家說 不定就選擇你啊!不是嗎?」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做事不一定要有位子,倡議新的觀念的人,通常也沒有位子,有的只是持久的毅力,不是嗎?第二天我就提出辭呈,回到公司上班,開始我要自己走的路。

我一直想這總應該是我最後一次幫人家抬轎輔選了,沒想到一個意外又讓我和學生們捲進台北市市長的選舉裡。一個老朋友再得知我重出江湖,再披戰袍。就一直想挖我去馬陣營去幫忙,好不容易等到我從這個陣營退下來,終於一再前來遊說,本來我絲毫不動搖,但是我原本在市議員選舉輔選所建立起來的學生輔選組織卻一時解散不掉,除了繼續幫這些興趣盎然的同學們上課之外,別無他法可以讓他們練習這些選舉技巧與活動執行工作,而他們卻一直希望能有實務經驗。終於紙包不住火,馬團隊頻頻招手的訊息,被他們知道了,馬先生的風采與魅力,大家是知道的很清楚的,當然讓學生為之瘋狂,這下我被遊說的壓力就不只是來自外部的朋 友,還來自內部的壓力,前思後想,終於答應擔任外圍組織,擔負起一般組織動員與文宣工作。當然國民黨選舉一向都是有給職,不過我個人這次謝絕酬勞,把經費都撥給學生們,我只掛名擔任招集人,其他都由他們自行運作,除非有重大策略會議,我才會參與討論。當然如果有現場造勢活動,我擔心學生安危,一定前往現場陪同。終於選戰落幕,學生們心滿意足的帶著第一次輔選的經驗開開心心放寒假去,這一年總算結束。

第二年下學期送舊活動開始的就比較順利,因為大家都身經百戰,經驗老到,不過有幾個新血輪倒是要提一下,最重要的就是中興法商的阿弘和阿玲,這兩個情侶檔分居學生會會長與活動部公關,是法律系的同班同學,兩個人個性、風格迥異。阿弘充滿法律人的熱情,阿玲則做事冷靜而且細心。一個是火車頭,一個則是扮演煞車的腳色。後來阿弘擔任第三屆主席,也展開我們的圓夢之旅。附帶一提的是阿弘和阿玲與之前親近國民黨的聯盟成員不同,他們是絕對的阿扁迷,但是和老一輩的小萬等人卻相處融洽,分工合作,和現在藍、綠壁壘分明的社會,截然不同。這段過去不僅令人懷念,也值得爭的面紅耳赤的大家冷靜的思考一下,我們是否有可能在一個目標下,再度共同攜手合作呢?

1999年9月21日那天我如果沒記錯,應該是凌晨吧。我在下班之後,又陪著聯盟顧問小萬(他已經卸任主席)和活動部的副部長「鯉魚」,一個可愛的小女 生,前往政大開一個迎新活動協商會議,天搖地動的當下,我們正急駛在新生北路高架橋,踏上往淡江方向的歸途,鯉魚的宿舍只離我租屋的地方只隔著淡江的操 場,理所當然就撘我的便車,小萬則自行開車返回北投家裡。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在鯉魚的尖叫聲中,我們還以為車子爆胎,我放慢車速,轉過一個轉彎道,這才發現路邊停滿一堆車子,也跟著靠邊停車,才感受到大自然巨大 的震撼力,開了車門,我站起來,立在車邊,「原來是地震」,我自言自語的說著。「學長,橋會不會倒啊!」這時才驚覺到我們在搖晃劇烈,又看來年久失修的新生北路高架橋上。鯉魚話一說完,剛好一時地震停歇,我趕忙坐回駕駛座,加速在最近的出口下了橋,一路餘震不斷,但是歸心似箭,倒也顧不了許多。送完鯉魚回 家,我趕忙回到租屋地點,當時整個淡水手電筒光芒四射,彷彿是到了元宵節提燈籠時刻,我當時關心著我滿屋的書和一些收藏品,忘了危險,一口氣跑到十八樓, 開了房門,滿地杯盤狼籍,碎片處處,還好大型書櫃和家具沒有翻倒,這時突然覺得十分疲累,手機又完全撥不通,電話、電力、自來水全部停止供應,我只好和著衣服倒頭就睡,雖然餘震依然不斷,但是倒也沒有之前劇烈,我就呼呼睡著了。

第二天,我趕到公司,已是將進九點時分,很多人並沒有來上班,但是大專聯盟幾個重要幹部卻在門口等我。「學長,大災難耶,台中、南投災情慘重,我們是不是應該做點事?」我們進入會議室,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著,小萬先開啟了比較有意義的對話:「學長,你們公司電話通了嗎?可以先讓我們和中、南部學校聯繫,看看有什麼狀況嗎?」我打了個電話給總經理,因為我們公司即將結束營業,大老闆打算把事業都搬往中國大陸發展,這筆電話開銷可是會引起大老闆關注,而且我再一個禮拜就離職了,實在不敢做決定。總經理也十分關心這個大災難,「就當做我們為救災進一分心力吧!Jorge那裡我來跟他說。你們用吧!」我們立刻分組聯絡各中、南部學校。

當天下午,我接到一個老師的電話,他正在找人組成志工隊,他知道我學生方面認識很多人,問我能不能支援。隨即我請聯盟成員展開調查,我們能有多少人成軍? 馬上就有大約二十多人自願參加。聯盟新主席阿弘,他立刻決定成立大專聯盟志工隊,由我領軍出發到災區去協助,調集車輛和救濟物資又花了我們一些時間,9月 23日清晨我們來到中興大學設立我們工作站。募集約一百多人當地中部學生,我們開始協助台中縣當地地方政府的清理工作和簡單救援工作。十分感激當時中興大 學在學生會協助下,給我們兩台電話和傳真機,我們就在圖書館設立了臨時辦公室,並和那時那位老師取得聯繫,加入全盟救災體系。就這樣,從熱心救災到一個圓 夢的開始,拉開了序章。

台中縣的工作大多在大里鄉完成,除了幫鄉公所完成一些災民登記的工作之外,在軍隊開入加入救災工作之後,我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除了零星的一些事件之外, 我們並沒有重大貢獻。台中縣政府的積極度在當時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效率,不眠不休的公務員和志工們的穿梭,讓我們知道有為的政府對於無助的災民有多大的幫助。相對來說,我不大願意評論當時台中市的作為,因為隔橋比較,簡直有天壤之別。當然後來市長選舉的失敗,實為必然。

台中縣的工作除了金巴黎的工作時間較長之外,在青年高中的協助災民取的物資,算是最大的成就。當時台中縣救災物資極缺,台中市卻是很多地方物資塞滿倉庫, 居民還能烤肉賞月,災民收容中心竟然還能成為BBQ的烤肉場,實在令人痛心。當台中市長拒絕台中縣物資的協助請求消息傳來,當地救災人員莫不氣憤莫名,我們志工隊的士氣也受到一定影響,不少同學就決定離開工作崗位。

三天後,我們結束大里工作,奉全盟指示,前往東勢鎮協助,但是發現我們力有未逮,因為東勢鎮已經幾乎由國軍接手,極缺的協助是醫療協助,我們透過大專聯盟 各地加盟校聯繫醫學及護理學院,徵調不少醫護同學來協助輕傷包紮工作。其中小珍是裡面最傑出的護理人員,她不僅有護士執照,還在大學進修,她後來和她一 組,常常載送她出勤的小豪,兩個人譜出戀曲,我們倒也是衷心祝福。

東勢的任務尚未結束,又接獲剛剛全盟新的任務,剛剛搶通橋樑的埔里鎮急需人手援助,我們立刻分成兩組人馬,有護理經驗的只跟隨兩、三人,留下四、五十人留 守東勢繼續協助國軍醫護工作。其餘一、二十人即刻驅車前往埔里基督教醫院報到,由我帶領,先前往開設前進指揮所。在暨南大學李家同校長決定遷校上課的指示 下,我們無法利用暨南大學的資源來開展救災行動,埔里基督教醫院也已經志工人滿為患,我們到的時間有點稍晚。不過當時真是兵荒馬亂,救災系統紊亂,常常燈 光媒體多的地方就會一堆組織進駐,實也稀鬆平常,因為他們也必須對捐款者有所交代,不是嗎?不見諸報章媒體,怎麼能獲得信任呢?所以這裡有慈濟的齋飯,那 裡有展望會的熱食站,同一個地方,開伙十幾處,倒像個buffet露天餐廳,中外美食齊聚一堂。

相較於日本救難隊的效率與整合,我們台灣的各家組織真的要好好學習。日本人在服裝上的差異,你可以看出來組織的不同,但是一樣的是服裝的顏色,一個隊伍裡 面有紅、黃、藍…..等等不同顏色,我們本來以為這是他們一個組織的特色,後來才發現,每個組織都一樣。顏色是他所具備的專長來分,所以一到現場,各種顏 色的就各自帶開,舉行小組會議,由資深的人員主持,而非各個團體做自己的。這種各家組織互相分工合作的整合性工作,實在令我們咋舌,彷彿日本政府帶團前來 救災一樣。反觀我們,青天白雲的制服你可以馬上知道那是慈濟,橘色的夾克就是義消,背心式的制服則是有那個組織大大的字樣,彷彿全部都到齊了,但是我們要找一個護理人員,卻要問半天,還不知道哪一個具備資格,大家都提供類似的服務,都擠在一樣的明星災區,我們實在自嘆不如別人專業,只好到埔里榮總落腳,這裡記者少,也只有我們少數幾個團體,工作倒是多到讓我們忙的不亦樂乎。

埔里鎮的深夜就像死城一樣寧靜,垮到剩下二樓招牌的鎮公所,你只能從瓦礫堆當中,猜到他原來建築物的高度。房屋倒的七零八落的街道,彷彿歷史紀錄片當中看 到空襲後的景象,白天救災人員穿梭期間,尋找生還者與屍體,剛剛搬運來的大型機械才剛剛開始運作,人聲鼎沸,你卻會感到一股悽涼,我們奉命協尋殘缺的屍塊或生還者的微弱呼救聲,就像大海撈針般的困難,但是士氣高昂的我們卻沒有阿兵哥所發生的恐懼症,或許我們是自願軍吧,大家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在大里見識過成堆的屍體,到這裡也沒有特別的害怕。白天地毯性配合國軍的搜索,一無所獲,晚上我們決定趁著夜深人靜自行再度搜索,也不可謂之大膽,但是救人如救火,已 經第五、六天了,如果動作不再快一點,恐怕生還者也沒有機會在獲救。這個決議下的很果斷,但是真正到街上,連狗的哀嚎聲都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毫無燈光的死 城,只有我們一組四個人的五、六個小組在街上遊蕩,唯一能壯膽的就是透過對講機,和其他人寒喧兩句。

沒有完整訓練、裝備不足的我們當然不會有太大的成就,就在十軍團整個完整進駐埔里,我們也打算結束整個工作,各自返回學校,準備上課。突然一個巡守隊回報 在日月潭方向,發現一處毫無人協助的災區,雖然沒有人傷亡,但是卻斷炊一、兩天。或許大家對台灣會斷炊的這種現象幾乎很難理解,因為幾步就一家7-11, 哪來斷炊之虞?但是去過災區的人就知道,不要說7-11了,連一家像樣的商店都找不到,尤其是交通只仰賴省14號公路對外聯繫的埔里,更是物資缺乏,加上 怕搶奪物資情形發生,當時對災民發放災民認證,以免不肖之徒囤積物資,卻對一些不闇公文手續的老弱婦孺,建立起一道門檻。仰賴民間救濟,卻必須有行動力,地處偏僻的山間小村落,就會成為無人聞問的救災死角。

我們在接獲通報後,立刻驅車前往,這是一個典型台灣破落村落的景象,土角厝已經年久失休,壯丁與年輕人多已散居外地,老弱婦孺連摩托車會駕駛的都沒幾個, 總共一百五十六戶人家,散居在一個小型的山區盆地當中,約有十九戶完全沒有生活能力,不是全家智障的人士,就是老人家行動不便,或者有殘障痼疾無法工作 者。我們之前有人認為社會福利是救急不救窮,我想我很難對這些人啟齒,如果倡導自然淘汰的朋友們,我建議他們真正去一些社工團體服務一下,就算客串也好, 一個星期,你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上天真的不是很公平!」

回憶這些往事實在有點不容易,不僅是時間久遠,記憶模糊,前因後果很難先後排列。加上實在太多政治上地方勢力的恩怨情仇,也很難不帶情緒解釋清楚。我要繼續談下去之前,我必須講講第一次接觸當地的情況,對一個台北人,對一個道道地地的都市人的震撼。以前有人說,我們是從台北看天下,我很難理解,我總是認為 有些事情是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的。但是來到這個小村莊,柔腸寸斷的小徑,竟是用水泥薄薄舖上一層,而在大地搖憾之後碎裂的遺跡。土角厝,小時後還見過, 總以為現在最多用來當豬舍,怎麼能相信台灣還有人住在這種地方?全村沒有自來水,還在引山泉水來飲用,更是不可思議。我們在村民搭建的臨時帳棚內,那不是大家想像中,在運動器材店裡面買的旅行帳棚,而只是塑膠帆布四面搭起來,會透風、漏雨的簡單棚帳。我們真的想大聲問,過去大有為的政府倒底在哪裡?我們不 是已經進入已開發國家了嗎?看到一些無生活能力的村民靠檢餿水維生,我們的眼淚真的掉下來了。

在管制嚴格的埔里鎮,弄了幾包乾糧,分送給需要的災民,得來的竟然不是一般感激的眼神,而是一句「要錢嗎?我付不起喔!」的恐懼疑問。這是什麼社會呢?連 無生活能力的人都被盛行的騙子騙到怕了。我們全面在整個村落進行訪談,大家的反應都很類似,太多災區的騙子借重建之名,已經拿走他們太多身邊僅剩的一些財 產。失業、絕望、無助…充斥整個村落。村子裡大多務農維生,不然就是打零工,埔里鎮垮了,農產品沒有出處,零工也沒有機會打,坐吃山空,讓他們幾乎都陷入 絕境。當然你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們宿命般的樂觀,「這一切都是命」,除了逆來順受,似乎他們也無計可施。我們只看到那些有辦法的人,在電視上大喊著「抗議! 不公平!」,就抱定著所有的人都是自私心態。孔子說的:「以貌取人,失之宰予」,在這裡就獲得驗證,這裡淳樸的百姓,只會忍耐,勒緊褲腰帶,完全不知道他們身為國家的主人,可以向國家求助。他們深信他們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而沒有注意到一些法令規章對他們的歧視。

在一個村落裡,也還是有些地方士紳與富有的階級,但是錯縱複雜的地方勢力,也使得我們不知從何著手,花了一些時間,去了解這裡地方派系的關係與恩怨情仇, 我深刻體會到,這是公民社會完全沒有建立的傳統社會,仰賴勢力來解決問題,形成鄉長派與議會派。而村長和鄉代表卻分屬兩派。只是希望能有家好住,有工作能做的一般鄉民,卻在縣府與這些地方勢力相互鬥爭下,苦苦的引頸期盼。期盼的不是什麼德政改善大家的生活,期盼的只是一致性的命令,讓大家能遵循,切實可行 的政策,能讓大家真正的遵守。我這樣講,大家一定很模糊,我舉個例子。

重建對於有能力的村民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夢,不要說沒有能力的居民。當時重建最大的困難就是土地的問題。中國人嘛!總是希望子孫不要分家產,所以一塊祖產,就算只有二十坪,也沒有辦過分割繼承,所以不用多,歷經三代就好,土地擁有者,就至少一、兩百人,有的散居外地,久未連絡;有的早就音訊全無。土地與戶政事務所互踢皮球的情況下,連原地重建都有困難,因為沒有人能找到所有的「土地持有人」來蓋章。好不容易等到「921土地重建條例」通過,居民可以利用公告方式,來宣告一些「土地所有人」放棄申辯權力,來做原地重建,但是手續之複雜,需透過法院、地方政府等等快二十關的關卡,誰會了解呢?誰還有耐心呢? 原地原屋重建也是不可能的事,誰來找到現在還會蓋土角厝的師父呢?設計圖與原有資料不符,重新申請審議,又是這些字認識不多的老先生、老太太最痛苦的事。 建築設計師還要拿一筆設計費,更是不小的負擔,雖然有義務設計師工會在協助,但是整個南投有多少件呢?要等多久呢?

南投縣政府還有一道命令,在整個日月潭風景區,不准興建鐵皮屋,還「好心」的頒布風景區房屋樣式獎勵辦法,提供補助來獎勵案政府規劃的樣式興建的房屋。這 種在辦公室設計出來的政策,真的有點「何不食肉靡」的感慨。在流行性感冒已經開始肆虐的十月、十一月天,我真的想把這些官員,送到帳棚裡住上兩天。他們就 知道他們到底在幹麻!公權力不彰,我常常覺得不是民眾造成的,常常是這些花瓶式的政策造成的。制定時不切實際,制定後沒有打算徹底執行,政府威信掃地,那麼當然民眾就「違法亂紀」。一家不顧法令禁止,蓋了便宜的鐵皮屋,不用設計圖,不用建照,不用申請,十足違章。但是對於在帳棚住到怕的百姓而言,「沒 事」,就代表不違法,紛紛鐵皮屋一座座落成。唉!等到政府取締時,恐怕又是一場生死抗爭,而始作俑者就是「大有為」的政府。


在各校開學之後,大部分的學生都必須返回學校上課,不能在這裡長期抗戰下去,我們在台中市一個市議員提供的臨時辦公室,也在921熱潮日漸消退之後,被要 求歸還,我們自身都陷入困境當中。但是,「不服輸」一項是我們這群人的信仰。許多社會人士的大力幫忙,也讓我們渡過重重的危機。其中廣播界的阿喬、新聞界的小玲、鐵路局的陳先生,都是一向支持的主要力量。

我們在台北火車站的新光三越,利用我們擅長的活動技巧,在侯立芳小姐協助下,我們辦了一場以陶吉吉為主的募款演唱會,可惜熱潮已過,捐款杯水車薪,扣掉活動開銷,只有區區一萬多元。對於我們希望在當地蓋組合屋先行收容一些災民而言,沒有多大幫助。

這時我們有一個插曲:那就是我們也遇到騙子了!

這必須從我們和當地一些百姓接觸談起:我們在當地工作做了大約二個多禮拜,與當地人熟悉之後,一名災民,家中也多是老弱婦孺,帶頭的大姐深受感動,決定捐 出一處他們家荒廢的檳榔園,來供收容災民組合屋的興建,我們隨即向全盟申請,得到的回覆十分失望,全盟只希望做整合工作,經費不足以應付這麼大的支出。我 們又向其他單位求援,各組織募了這麼多款,竟然沒有一個單位願意前來探勘。有一家大型媒體,最近被批露沒有善用921捐款,我們在當地,真的常常看他寧願 辦大型演唱會,也很少願意支持災民真實生活需求,當然,我們知道捐款給政府機關,或重建學校、機關等政府設施,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免稅,所以各組織紛紛認 養這樣的工程,這個媒體當然也不例外,我們不能批評人家沒有善用資源,但是資源分布不均,在災區缺乏統合單位,各自為政卻是事實。

就當我們一籌莫展的時候,一位高雄來的義工,說他能弄到免費的貨櫃,我們只要負擔搬運費和施工費用即可,一時興奮,我們也沒有詳細調查,即向全盟報告這項 專案。想不到這位義工一回去高雄,就要求我們負擔搬運費用,我們雖然也一口允諾,但是卻接連兩次約定時間,被放鴿子,貨櫃並沒有來到現場,卻接到這位先生 要求匯款的來電要求。我就動身前往高雄一探究竟,一路查到他所說的協會,已經解散,查到他們家,才知道他從出獄至今,已經失業許久。我很肯定我們遇到騙子 了。雖然如此,我還是相信他是臨時起意的,因為我從剛剛開始看到他加入志工隊,從他協助人時驕傲的眼神,我看到一個身為人的尊嚴,雖然後來起了貪念,但卻 無損他最高尚的那個時刻。我不是牧師或出家人,沒有辦法循循善誘提供他往更光明面來發展,但是我想在獄政的思考層面來說,我們應該不是強調懲罰的手段,而 是應該著重提供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不是嗎?我們看到曙光,雖然只是一剎那,但是卻讓我們對人性充滿了信心。

就在我們屢屢失敗、一籌莫展的當下,被我們感動的村長,終於動用所有關係,找來一家建設公司,願意資助組合屋結構,雖然是日本阪神大地震用過的舊貨,但是 終於災民收容有了著落,我們依然是欣喜若狂。孰不知,絕望會帶著希望,希望也總是伴隨著失望,一個人性高尚的曙光,也總是在利益來到眼前時,考驗著人性。

組合屋來的太快、太突然,讓我聯想到八年抗戰,勝利來的太突然、太快,快到來不及規劃下一步該怎麼走。我記得那個時候我還在搞一個現在看來極為荒唐的企劃 案。我很喜歡看日本的綜藝節目,日本的綜藝節目總是寓教於樂,雖然有時候有些荒唐,但是總是教導人們要節儉(例如那種省錢大作戰),或者要充滿毅力接受挑 戰(各種挑戰節目),不然就是自助而後人助的奮鬥故事(拯救貧窮大作戰),還有考驗人性(料理東西軍)。很難想像日本人會把這些教育通通搞進電視節目裡, 既有創意,又讓人深省。當時組合屋毫無著落,看著日本電視冠軍有那種蓋房子比賽,大家心理就想,日本能,為什麼台灣不能?我們就動手寫案子,送去台灣一家 知名的DIY建材工具公司拉贊助,然後又去電視台一個電視節目遞了節目企劃,獲得這個節目主持人張小燕大姐大的贊賞,好像有水到渠成的希望。

這個企劃案是這樣,讓村民有建築經驗,無論是木工、水泥工、鐵工…,只要和蓋臨時屋有關的自組幾隊,相互競爭。我們找了一家飲料商贊助獎金十萬元,讓建材 公司提供材料和工具,比賽之後的蓋成房子就能提供給災民居住。一切似乎看來很可行,只有被電視台改了參加人員,改成全國大家自願報名,不限於災民,這樣比 較能提供多元化的參賽人選。

想不到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又不及贊助商的一通電話,原來這家建材公司高階主管反對,理由也很正當,第一,參賽者施工不見得很精細,萬一發生危險,反而有損商譽,觀眾會以為是建材公司提供的材料不佳。第二,這種臨時搭建的房子,保固期是多久?萬一將來損壞,誰來保固?糾紛會不斷。第三,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風險管制會有很大問題。一切都很有道理,當然這個案子就胎死腹中,我們也白忙一場。

沒想到我們絕望之餘,希望隨之來到。這家台中的建築公司,就允諾提供組合屋,協助災民度過隆冬。更棒的是,我們隨之向全盟提出的補助也撥款八十萬,來做社區的工作。一切希望無窮,但是我們沒有準備好,我們自己卻完全不知道。

現在每次夜深人靜的時候,我都會開始回想過去的一些挫敗,深刻的反省自己犯了什麼錯誤,又學習到什麼新的觀念和思想,還欠缺什麼能力與技巧,還需要進修什 麼。我想這個思考方式是很好的方向,對國家大事如此,對個人發展也是如此。對於這個圓夢的過程,我做了很多思考,我想把他推到環境是很不公平的,因為決策、選擇是我們,是我們做的決定,錯誤應該也是我們犯下的。

當時組合屋來了,全盟經費下來了,我們不自量力的開展了很多工作。希望用這個村落的建設,做成全國災區的示範村,而不是只有示範居家環境這麼簡單。因此我 們設立了工作站。我們知道第一要務就是解決災民工作的問題。因此,我們開始分析這裡的產業結構,預估發展方向,及所需要的資源。萬事起頭難,在資源有限的 狀況,以及居民能力的限制下,我們只能從他們能做的產業著手,來提升競爭力。之前分析過,這裡的產業只有兩種,第一是打零工;第二是務農。打零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尋找工作機會。因為男人通常是做建築工,女人多是幫忙收割檳榔、和其他農作物。

所以我們從這兩個方向去找,可惜的是,建築方面,我們失敗了,因為各方重建工作都不找當地人,都從台中等大都市找人來做,甚至遠從台北來的都有,無論是公 家單位,還是民間企業。我們很納悶,為什麼當地工人這麼多,會沒有工作機會呢?我終於找到機會和捐組合屋的建設公司高階主管聊到這個問題。他的解釋讓我茅塞頓開,他分析道:「第一,當地人素質不高,不能操作機器工作,只能用手工,這不僅牽涉到效率,更牽動到施工品質。第二,當地人穩定性不夠,因為素質差, 待遇低,士氣低落,所以常常買醉,情緒不穩,益生事端,所以施工單位為什麼要自找麻煩?第三是地方勢力介入,今天在這裡找工人,就會有議員等來請託,請了這個,那個就不能不請,最後增加工作成本,還養了一堆不能操的閒人。」當時李家同校長遇到埔里對於遷校的最大反彈,據學校資深教授轉述,也是學校那些皇親國戚的工友、辦事員….即將失業,因此地方勢力的反撲。這個問題我們在社區營造和公民社會建立上,我們也遭遇到,而且更嚴重,稍後我再談。

打建築零工的希望破滅,有些問題就變得變本加厲,因為缺乏工作,這些居民們雖然在面對我們客客氣氣,但是家暴問題卻頻傳。讓我們不得不正視社區的社會問題,經濟發展對社會的影響真是無遠弗屆,我們有深刻的體驗。加上收割農作物有季節性,收入不穩定,也讓居民的狀況不是很好,還有一個糟的地方,就是萬一有 收割收入,女人經濟力成為家庭來源,男人的心理不平衡,更加重了家暴的情形嚴重。在這個沙豬文化盛行的社區,你很難說服男人不採取暴力行為,甚至地方警察 也視為理所當然,這又牽扯到我們開始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而這種教育還不只是學校教育,還有社會教育,甚至公民參與都息息相關。每個問題真的都是千頭萬 緒,糾結纏繞,每一個問題的背後都會牽扯出另一個問題,真是剪不斷,理還亂,讓人不知從何著手。不過,畢竟「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首先 還是要解決民生經濟的問題,我們還是把心力放在振興經濟上面,幸運之神總是在關鍵的時候眷顧我們,一件意外事件,讓我開啟了另一扇大門,當然後來也把我們 送進地獄,這倒是一開始始料未及的。

這個意外是當地在餘震之外,還在11月底下起罕見的豪雨,土石流災情慘重,我們是全盟在當地唯一的工作站,消息傳開,大家都把我們當成中央政府的助外單 位,有問題都會來請託,要求協助。這天,這個請託,來自另一個村落,另一個富有的村落。這裡的居民以種香菇維生,香菇是高經濟作物,外銷日本利潤很高,雖然他們還是被層層剝削,但是收入還是比一般農家好,但是土石流帶來的災難,讓他們損失慘重,到處呈情未果的情況下,他們找上我們,全盟的領袖李遠哲院長畢竟威名遠播,他們想到這應該會是上達天聽的好機會。(這就是我說傳統的想法,更本沒有意識到民主社會人民的力量)

我當時因為寫碩士論文的關係,不用到學校上課,所以成為這個工作站的第一任站長,我卸除大專聯盟執行長的願望並沒有達成,還是兼任,但是職權都交給小萬處 理,他擔任副執行長。因為身為站長,加上雞婆,我就動身前往開車要30分鐘的這個村落探視狀況。災情的確有點糟,災民的農舍和香菇培養場幾乎被沖倒。土石 流的威力,我第一次當面見到,它的流速比水慢,或許我不是在豪雨的時候去,但是土石的威力比洪水強,不僅把樹木連根拔起,房屋也應聲推倒,你在高處只看到 倒塌的屋頂隨著土石流向下緩緩前進,房屋底座早就和土石流融為一體。

我拍了幾張照片,回去用電腦做了一份圖文並茂的報告,寄回全盟總部,竟然得到的回覆是:「請不要扮演議員的角色,把社區營造做好。」無奈之餘,只好向災民 說明全盟的立場。他們竟然很天真又開心的說,那我們加入你們的社區營造工作,不就好了!一下子,我們突然有了兩個社區工作要做。當然為他們設法解決問題, 就變成我們的工作一部分了。不過,因為這樣,他們竟然也提出讓另一個村落的居民來這裡打零工的建議,香菇的採收沒有季節性的問題,男女也都能做,香菇農也 有二十多戶,工作需求量也很大,這個方式真是一石二鳥。我們也盡力把他們土石流災害向地方、中央等主管機關回報,也向議員求助,學生什麼資源都沒有,有的 就是時間與耐性,終於相關單位,耐不住我們一直煩,終於來向災民解釋他們的防治方法,也使得土石流的問題獲得心理上的紓解。

看到國家情勢變成這樣,大家都在玩「肯德基」賴皮的遊戲,實在讓我十分憂心,自倡導新政主義、新政黨以來,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半年多,看情況似乎在原地踏 步,組織沒有建立,宣傳沒有獲得良好成效。我自己反省起來,不覺得是理論根基不夠紮實,因為我們至少有一群人願意改變態度,重新來思考台灣未來的方向,重 點應該是在於行動的方向。

大家對於行動的方向很難明確的定出一個大方針,很難讓大家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團體來做一些什麼事。政治本來就是這樣,包羅萬象,大家關注的焦點都不一樣,有 人關心教育,有人關心憲政,也有人關心經濟發展,更有人關心環保,很難只用一個方向去讓大家積極投入,組織起來,所以台灣的新興政黨才會都是圍繞在一些政 治明星之下,其實您問這些政黨的黨員有何目標,他們大概也講不大出來,擺明和那些追尋演藝界明星的追星族的型態毫無軒輊。這也是我目前不會想積極投入參選 的原因。因為如果不能建立一個公民社會,又搞一堆支持者,激情絕對是有餘,理性思考、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的態度卻一定是闕無。大家期待「別人」來解決問題的 習慣模式已經建立很久了,要改變也不是一朝一夕。

回想我在921災區的狀況也是類似,工作千頭萬緒,但是投入的人員不足,訓練不良,資源過少,長期的支撐力不夠,終至潰散。所以現在我們要重新推動社會改 造、國家進步,一定要有明確的共同語言,有足夠願意獻身工作的人士,各種專業的訓練,確切源源不絕的資源,足以支應長期的發展,我們才能正式的推動一個組 織的建立,不然組織建立千辛萬苦,人員募集耗盡苦心,但是最後曲終人散,換來的是更多的失望與冷漠,這樣絕非國家社會,甚至百姓黎民之福。

當然,依據我的經驗,有了具體的工作目標和工作事項,就能充分發展組織,吸引更多人員投入,募集更多資源。但這似乎是和前面的說法,又互相矛盾。其實這是 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雖然糾纏不清,但是卻有解套的辦法。也就是雖然最終的目標很遠大,開始的時候把工作縮小一點,做目前能做的事,等到人員、資源足以 支應下一個階段的工作,再加以擴張,按部就班來執行,這樣才能紮實的解決問題。不過,新政主義要找哪一件事來作為開始入門的工作呢?我們似乎還沒有共識。 連宣傳都很難開展,因為大家都還是不能掌握我所提的原則,很容易陷入藍、綠糾葛當中,所以就算我們要建立宣傳品,無論是報章雜誌,還是網路電子報,也很容 易掉入藍、綠的爭執,或方向不明確,後繼乏力的情況。這點恐怕還要各位賢達來集思廣益,找出一條出路來。雖然我個人認為關切教育改革是一個很棒的開始,但 是有興趣,或有這方面專精的朋友們並不足以支應這樣工作的開展。而且關心國家實力大幅衰退的朋友們,更是不耐這種長期推動的工作,而躊躇不前。

當時我們在災區並沒有這樣的情況,因為工作一件接著一件的來,初步解決就業的經濟問題,社區依賴的問題卻越來越嚴重,我們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申訴案件,小到 鄰居借東西不還,大到有新的土石流災情發生。大家一定不能想像,這些大人們倒底怎麼了,難道連生活都不會過了嗎?其實他們都很有能力,但是缺乏信心,讓他 們習慣仰賴其他人來為他們思考。為什麼這麼說呢?前面我有提到地方勢力在這裡的恩怨情仇,就好比是藍、綠在社會上的對峙一樣,壁壘分明,但是和我們熟悉的 藍綠對抗又有些許不同,這裡不是那種「肯德基」式的胡鬧,而是親戚間的不好意思開口。這個村落大家幾乎都有親屬關係,因此大家對於公共問題,在我們還沒來 的過去,大家都是用忍耐的方式來息事寧人。但是忍耐嘛!其實不是解決問題,是積怨於胸,久而久之,要嘛!不是情緒性的大吵大鬧,之後冷戰到底;不然就是一 開始就道不同不相為謀的老死不相往來。這樣的態度讓各家之間的往來疏遠,在公共利益上也不能整合出一致的意見來,解決問題。所以內部不能團結對外,一旦有 外來組織來關心,告「洋狀」的心態就出現了。拉這個單位打擊另一個勢力,成了常態。我們一開始就是接受「告狀」的單位,但是在我們努力持平之下,我們角色 開始轉換成仲裁單位,一旦兩派有紛爭,我們似乎就變成法院或調解委員會,大家都等待我們的仲裁。這點實在讓我們不堪其擾,因為至少我們得一天撥一個時段來 「開庭」。所以我們決定開始用會議的模式來解決這些問題,透過會議的當面溝通,讓其他人來仲裁。不知道是不習慣大家「公審」,還是害羞,還是兩派角力,這 種會議都是徒勞無功。我們反覆思考,決定將會議改成一致對外的會議,我們找鄉公所來報告,找議員來報告,找縣府人員來報告,大家把公共利益先在之前的會前 會討論出共識,然後槍口一致對外。這樣一來,反而讓村民團結在一個對外的氣氛下,很多內部的誤解就冰釋無疑。這個方法的成功要歸功於阿弘在法律上的專業素 養與堅持,才能威脅利誘政府單位來村裡面接受呈情及開會。後來縣府還來這裡成立辦理重建事宜的單一窗口,兩周來一次,避免民眾舟車勞頓的辛苦,功勞可不謂 不大。後來很多村落也紛紛仿效,讓公務員疲於奔命,雖然對我們這些始作俑者頗有微詞,但是我們這些義工都無怨無悔的投入了,身為政府官員,這些本來就是你 們份內的事,還有什麼好抱怨的呢?

這種一致對外的氣氛是建立起來了,大家自己來討論解決事情的態度也有了初步的成果,但是其實它沒有變成大家的習慣。公共問題在這裡就像一個餅,你多分一 塊,我就少吃一塊,是個零合遊戲,真正的原因在於缺乏願景。大家已經習慣這個村落的貧窮,比較有錢、有能力的人認為這些生活差的人不努力,一天到晚買醉, 不務正業,是咎由自取。生活困苦的人又分兩種心態,一種認命,不求改善;另一種認為社會不給他們機會,雖有怨尤,卻不知從何開始。所以規劃這個村落的發展 變成我們下一個目標。

但是願景用想的比較快,要發展起來,就又是大工程。

第一個麻煩事就是眼界不同,觀察角度的方向不同就會有不同的作為,缺乏共同的語言,這讓人很苦惱。舉個例子來說:對於組合屋在重建後的功能,大家意見就分 歧,村長認為拿來賣給種檳榔的當休息小屋,還能小賺一筆,當作社區公基金。地主認為這應該補償他們,未來他們拿來當「休息站」營業。我們則主張要把這個組 合屋保留起來,當作一個紀念館,當然設計成體驗的度假小木屋,來招攬遊客,振興經濟未嘗不可,以公司化的方式經營,地主可以多在股份上獲得補償,一部分收 入可以納入公基金,作為社區發展之用。這樣大家都蒙受其利,爭議也比較小。但是大家意見分歧,尤其是對公司化經營完全沒信心,所以這種討論完全沒共識,最 後的結論都是等兩年後重建完再說。什麼都不做,就是唯一的共識。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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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cro32tw
  • 九二一地震的時候,才剛要升上碩二,同學家裡是災區(埔里),只見他<br />
    一整天魂不守舍的拼命打電話聯絡家裡;另一位女友念暨南大學的同學,<br />
    跟他一起買了一堆泡麵、急救品,兩個人開著車就要從嘉義殺去南投,還<br />
    沒進南投,就被擋了下來。<br />
    <br />
    看完這篇,想想三黨的文化與因此形成的優缺點,對照一路下來的輪替和<br />
    作風,真的一針見血。宋楚瑜、馬英九、王建瑄、陳水扁、丁守中這些人<br />
    彷彿活靈活現的就在眼前,演出您寫的過程。<br />
    <br />
    幸好在政治的利益運作當中,還有一群熱情、善良單純卻絕不妥協的學<br />
    生、老百姓,就像我一直主張的,台灣人的強盛,向來都不是靠政府,而<br />
    是靠自己拼出來的。<br />
    <br />
    中南部鄉下這邊的家庭教育,往往要我們遠離政治、學生運動;現在回<br />
    想,是對也是錯。安份帶來的獨善其身,並不能讓我們在擁有夢想,或是<br />
    遇到極大的挑戰時,能夠擁有勇氣、人脈和經驗來面對或追求,反而,只<br />
    有認命和接受。<br />
    <br />
    追逐夢想,對我現在來說,居然是一句沈重的嘆息。。。
  • 感謝您的支持,不過我也必須告訴您不需要太悲觀,冒險開創本來就是身為台灣人的血統。<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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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下地區比較保守,原因就是年輕人太少,大家族太多。台灣要改革,重點就在於怎麼讓年輕人回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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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篇回憶其實目的就是在告訴年輕的朋友:我們曾經什麼都沒有,單憑理想能做到許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也告訴這些追逐夢想的朋友:失敗一定會有,我們能從失敗當中學到什麼?如何築夢踏實?追求夢想有時候需要時間,需要耐心,需要不停的檢視自己,檢視資源,甚至要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夢想如何逐步實踐,需要的是「聰明」的堅持,需要的是不斷成長。<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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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多年來的心得,也是我重新開始教書寫作的動力。

    藍鯨 於 2009/03/07 10:31 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