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界不一樣，也發生在做事的態度上，我們希望一切合法，但是村民們都習慣便宜行事。以整地蓋組合屋而言，事先沒有估價，沒有發包，村長就自己找來山貓挖土 機，卡車搬運廢土，找來他的親戚、朋友施工，做基礎建設，如化糞池，水電管線…等等。分不到工作的另一派，當然抱怨連連，但是礙於組合屋興建都是和村長接 洽，他是地方父母官，大家就不便干預什麼，只能令其安排。而事後丟來一堆沒有商家印章、商號名稱的收據，總工程費大約40萬，要我們追認，從全盟核發的經 費裡面支出。雖然有人發出「我們被騙了」的說法，但是經過我們訪價，價格都比這個支出高，所以雖然感覺不舒服，沒有按照我們熟悉的程序來，但是也不能就此 認定村長沒有盡心盡力，只能請他補齊收據，不足的部分，我們向全盟報告，專案處理。如果不能吸收的部分，我們只能用薪資方式抵扣，算是大家捐款了。
雖然做事方法很難協調，但是總是開始大家一點一滴的累積，有了具體的成果。我們擔心村民飲用的山泉水有安全的疑慮，我們透過大專聯盟的關係，找到淡江水環 系的老師和研究生義務協助，採樣回去化驗，發現這是一個水質特優的泉水，（他們用幾度來表示，我忘了是幾度）這個水，放在桌上都會引來螞蟻，不知道成分， 但是似乎喝起來有甜味。但是有一個麻煩就是水量不穩定，如果乾旱的時候，會缺水。因此我們約集村民一探水源究竟，看看能不能找到儲水的方法。意外的，我們 發現了一條清朝採茶的步道，途中還有一個石碑，隱隱約約看出來有「嘉慶年間」的字樣。和村裡面的耆老請教，才知道這裡原來是荷蘭人最早移植阿薩姆紅茶的地 方，一方面我們尋找專家確認這件事情，一方面拜訪附近的農林公司的茶場和茶葉實驗所，「台灣阿薩姆紅茶的故鄉」這個宣傳稱號已經在我們心中形成雛型。
有了具體構想，我們得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法。我們發現我們真的得透過一些教育來教導村民不同的眼界。辦演講、辦會議，你得到的不是吵翻天的場面，就是呼呼大睡的一片寂靜。
一個志工提出生活體會的學習方法，讓這些習慣鄉村生活的居民體會都市人對於旅遊的精緻要求，從而啟發他們對於旅遊業經營的深度思考，而不是停留在開休息站、賣名產、搞路邊攤的方向。
這個活動由一位年輕的女志工開展，阿瑛一直夢想著有自己的咖啡店，在警察局會計室的日復一日單調的工作，綁得她喘不過氣來。她精心的籌畫晚會需要的手工餅 乾，耐心的研究茶葉實驗所所贈送的茶葉如何才能調出更好喝的飲料。也帶來都市叢林裡都難得一見的好咖啡，細心找來精緻的茶具、餐具，還弄了一堆耶誕節才會 用到的七彩裝飾燈具，彷彿是自己準備開店般的細心。村民也七手八腳的幫忙，慢慢體會都市人要的感覺，阿瑛還指導居民參加晚會的服飾，大家突然都覺得自己像 一個貴賓般的禮遇，當然也就謹慎起來裝扮。
那天晚上我一轉頭差點沒把口中的熱茶吐了滿地，隔壁的阿滿姨整天是斗笠、雨鞋不離身，這天竟然穿了一件洋裝，還塗了血盆大口的口紅，像太陽般的腮紅，還有 一頂路邊攤買的遮陽草帽，雖然這個時間是晚上七點，根本沒有太陽。雜貨店的楊媽媽，是最支持我們工作站的長輩，不顧她先生長期洗腎的經濟壓力，還常常捐物 資給最需要的村民。她這天也是類似和阿滿姨一樣的裝扮，口中還嘟噥著：「娶媳婦都沒這麼慎重！」當然地主一家也是穿著她們最慎重的衣服，連村長都穿西裝打 領帶來致詞。天啊！我穿大專聯盟的制服T桖，還穿著牛仔褲耶！「沒關係啦！你當餐廳的服務生啦！人家電視不是都這樣演，麥當勞都和你差不多啦！」楊媽媽類 似安慰我，又像開玩笑的說著。這天幾乎全村都到齊了，連坐輪椅的王婆婆都推著輪椅來參加，當然她也是換了「那種」最盛裝打扮的衣服。現場每個人都是「盛 裝」打扮，從小孩到老人家。我突然覺得我出現在50年代的瓊瑤電影裡面一樣。不過，雖然覺得很爆笑，但是那種感動，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我相信…改變社 會…我們真的做得到！
那天的晚會總共花了約三千元，我們意識到這樣「勞民傷財」的活動，還是不能經常辦，雖然成效輝煌，但是對於逐漸已經枯竭的資源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壓力。
經過一些體驗之後，我們決心在比較實用的方向開始提供教育，也比較能讓我們發揮所長。我們在分析了居民的需求與我們未來觀光服務產業規劃要求下，我們決定 從電腦網路課程和英語教學開始。因為志工小喬的豐富經驗與流利的外語能力，所以先由她從英語教學開始進行。而電腦課程則由交大資工所的小任展開招募師資的 工作。社工所畢業的小其則是擔任社工、志工員訓練與一般貧困學生的課輔課程之類的安排。我則負責連絡事務與公共關係。當然，由我們這裡每週派出山區巡守 隊，探視原住民災區的需要，也在災民的支持下，由我負責調配工作與派遣任務。這個同時，台北方面卻傳來不大好的消息。大專聯盟總部資源不足，人才疲累，已 經到了需要重整的地步，小萬已經屢發緊急消息，希望我能回台北主持。我們已經把組織張力拉到極限了。
雖然在小萬聲聲催促之下，這裡的工作依然是我的重心，我把時間拆成三份，一份回台北參加全盟會議和聯盟的會議，另外兩份都給了這兩個我們心之所繫的村子。正式回到台北開展另一項重要的長期募款工作，幾乎是在三個月之後，也就是到了2000年總統選舉完之後的事。
英文課開課的第一天，這是一個周六的早晨，居民們扶老攜幼的來參加，人潮之多，超乎我們的想像。本來預定是小朋友的教學先開始，但是杵在門口的阿滿姨和楊 媽媽，一付「我不能學嗎？」的狐疑表情，讓我們不知道怎麼解釋，成人班必須和兒童班分開的教學模式。「算了！就先一起開吧，之後有機會再分班。」小喬無奈 的說。人太多，一個小小十二坪大的組合屋，擠進了二、三十人，其他擠不進來的大人只好站在外面窗邊跟著學習。我們撤掉從已成危樓的居民活動中心所借來的椅 子，讓小朋友盡量能席地而坐，大人們只好站在後面。
小喬準備的是兒童美語教材，從A、B、C…開始教，小孩們都很投入，跟著唱那些教學歌曲，大人則很靦腆，一句「very good！」的稱讚都會讓楊媽媽和阿滿姨臉紅了半天。
當時其實我們有發現，似乎有些小朋友的英文程度不錯，但是在歡歡喜喜的慶典式活動下，我們沒有發現這後來是我們最大的麻煩。後來在兩週後，在當地小學願意 利用寒假時間，無償的把電腦教室借給我們使用，我們開始電腦的教學，這個小朋友程度參差不齊才在電腦教師小任的提議下，獲得我們開始重視，而展開調查小朋 友的家庭背景，之後我們突然受到來參加電腦課程的成人學員的建議，我們才恍然大悟，我們的學員裡面不是只有貧困的村民。我記得當時一個看來盛裝打扮（還是 那種盛裝，後來我們辦活動都蠻習慣這種爆笑式的盛裝打扮）的中年婦女，在課堂上舉手發言：「你們能不能教一些實用的課程，例如設計程式，做網頁，而不是入 門的課程？」我們當時很訝異，因為就我們的了解這個村落的村民並沒有對電腦這麼熟悉，我們還以為來自另一個種香菇的香菇村村民。後來我們發現，情況並不是 這樣的，這是一個來自日月潭的村民，她是當地一家知名飯店的老闆娘。她的目的是希望能免費獲得經營飯店的相關程式設計，例如會計系統、房客訂房系統及招商 網頁的設計。
知道這件消息，我們其實有點憤怒，因為眾所皆知我們的課程式設計來幫助貧困村的村民脫離貧窮的設計，連香菇村那裡我們都沒有大肆宣傳，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 方式來彌補貧富差距所不能提供的教育落差。但是我們並沒有採取激烈的行動，只有委娩的解釋。因為我們知道這又是當地有錢有勢的代表，成事固然不足，敗事卻 是綽綽有餘。果不奇然，很快的鄉公所就派人來關切我們的課程，從核准命令的補發到是否擁有教師證（過去從事補教業多年，我根本沒聽過補習班和家教要教師證 的）一路查下來，讓整個課程為之停擺。後來我們才知道，當地的小朋友除了貧困村之外，其他較富有的村落都把小朋友送來這個免費的補習教育，大大的影響了當 地補教業者的生計，加上我們拒絕了這些當地士紳的要求，他們兩者竟然聯合起來利用公權力的勢力，來阻擋這個計畫的推廣。當時我真的突然很想把戶口遷來這 裡，參選這裡民意代表，我發現只有熱忱與信心真的不足以對抗這些既得利益者的知法玩法，更糟的是執政者的無能，幾乎任由他們有玩弄的空間，因為執政者想到 都只有選票和利益，而弱勢的人民在制度設計上，除了投票，幾乎沒有什麼對抗的功能，加上根本毫無自信，不曾也不會希望做什麼抵抗，無怪乎李家同教授說，社 會福利與制度是建立在知識份子的良知上。當然我知道我們這些在當學生的，根本稱不上知識份子，在社會上只能算半個人，當然無異螳臂擋車，自不量力，不過重 新改變台灣政治環境，才是台灣社會改造釜底抽薪之計的思想已經深深烙印在我們每個成員的心中。
很多天沒有繼續談我們的圓夢的故事了，在紛紛擾擾之後，我更確信我們如果要做一些改變，絕對不能靠口頭講講，因為這樣大家根本不會有一致的共識。我記得我 們家當初是買預售屋，當然建設公司當時有蓋一個很漂亮的樣品屋供購屋者參考。在施工的時候，我們家還常常跑來工地巡視，看看建設公司會不會在材料上偷工減 料。不過，當完工之後，我踏進新家的第一步，我都快傻眼了！有人看過一個房子的樑柱如此之多的嗎？我們每一個房間幾乎都是三面牆上面都是樑，真的是連床要 放哪裡都不知道（台灣人忌諱把床放在樑下），而且這些大樑還高低起伏不一定，根本連裝潢都不知道怎麼做。礙於預算，我們也只能將就的住下，然後弄一個甚不 舒服的居家環境。
政治環境不就是我們的生活嗎？也不就是我們共同家園的環境嗎？我們想要一個甚不舒服的環境來居住嗎？如果不要，那我們又怎麼能輕信一些語言上的宣傳呢？又 怎麼能不用行動先來描繪一個生活願景呢？有成屋，我們當然會買成屋，不然至少也會看看樣品屋，有人會輕信售屋員天花亂墬的描述，就輕易花錢買下一間空中閣 樓的房子嗎？買房子我們不會這樣做，選擇我們的環境建築師，我們怎麼會這樣做呢？
當我們在那個貧困的村子處處受到限制，很難開啟任何工作的時候，我們想的不是整天在那邊抱怨，整天等著環境變好的那天到來，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先營造一個比 較好的環境，讓居民了解什麼是更好的生活，所以社區的管理變成我們更重要的課題。我們不是嘗試用高壓的管理模式，而是勸導居民自己建立一套生活公約，我們 召開社區的會議，提出我們觀察之後所做的公約提案。當然，很多居民已經習慣政府統治者提出辦法，然後遵守，之後再來違規、偷跑的生活方式。她們很難想像要 自己定規定、定罰責，然後要切實遵守的生活。
我們在阿弘的法律專業建議和小其社工專業溝通模式的引導下，我們在會議上，公開對這項公約被限制的成員，提出要他們反對的理由。很奇怪吧！一般都是要會議一致通過，怎麼會是要人家在會議上反對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現在就違反未來公約的成員，是經由我們觀察，並以都市人的生活觀，所制定出來的規範所限制。如果現在的生活，就是他們原本的生活價值觀， 他們怎麼會誠心遵守呢？如果不讓他們發表他們的生活態度，其他人又怎麼能知道他們的生活觀，並以包容的態度來看待他們呢？一定是以是非對錯來論斷他們。
一向作風大膽的阿滿姨首先發難，她針對公約規定：「不准把垃圾、廢棄物放在居家門口」甚感不滿。「組合屋這麼小，你們難道會把垃圾放在家裡發臭喔？我放在 我家門口，又沒有礙著別人，規定這麼多幹麻？」這當然引起很多人的共鳴，紛紛建議刪除這條。楊媽媽的公公一個人住在這裡，她很憂心的說：「是啊！可是蚊蟲、蒼蠅又不會分那是你家的垃圾，就不會來咬我家『搭官』（台語：公公），老人家抵抗力低，萬一生病，我找妳還是妳家垃圾？還有小孩這麼多，妳一個人住， 小孩在當兵，當然覺得沒關係！」一下子，各家居民就在下面議論紛紛，當然今天就算表決，我們也建議她們不要做成定案，讓大家回去想想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解 決這個問題，所以大家也就沒有升高針鋒相對的衝突。
接下來是一個瘦弱又蒼白的女人站起來發言，她是阿貴叔的太太，一個剛剛嫁過來的大陸新娘。「你們要求不能把廢水倒到社區旁的小溪裡，但是我只是洗個米、洗個菜，還有洗衣服，那又沒有毒，那有什麼關係？」她操著廣東國語小聲的說著。這是都市人基本的環保常識，但是到了這個村莊，大多數的鄉人，也都頻頻點頭。 這種事只得由我們都市人來說明，小瑛站起來緩緩的說：「大家不要小看這些水，對我們人類來說，是沒什麼毒，但是對於溪裡的小蝦小魚，卻是有一定的傷害性。 大家現在小朋友到小學上課，自然課不是常常要一些標本，還是要養一些小動物，如果溪裡的小生物都死光了，大家就要跑到很遠的河邊去撈，那不是很累人？」簡單的說法，沒有什麼理論，又讓大家紛紛點頭認為有道理，畢竟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成績優秀，但是又忙著工作，不希望太麻煩。
後面還有原住民阿青的生活習慣問題…等等，大家練習說和聽，然後再來表決或決定延後一點決定，讓大家再想想，看看有沒有其他解決的方法。終於第一個問題， 大家決定去要求村長到鄉公所去申請一台子母車，能加蓋的，放在社區門口，供大家到垃圾，大家還順便要求垃圾分類箱，讓大家做起環保來，這倒是公約草案當中 沒有提到的（因為我們覺得不可能）。廢水也透過村長要求加裝廢水簡易處理器來集中解決。大家只是走遠一點點，到社區口，就能解決這些問題。這些結果倒是令我們很意外。
在這個組合屋社區裡面做社區營造，有點像洗三溫暖，忽冷忽熱，有時候有意想不到的結局，有時候卻是意料中的麻煩。
大約三次的社區會議，我們終於敲定好社區生活公約，並公告施行，因為是大家齊心搞出來的遊戲規則，所以無論在內容上、罰責上，大家也都樂於遵守。尤其是罰責，因為我們不是政府，不可能採用刑罰；大家生活都很艱困，也不太想用金錢來處份已經面臨山窮水盡的居民的無心之過。所以大家決定，如果一時生活習慣改不 過來，而無心犯錯的人，將讓他們參與社區勞動服務，平時就灑掃環境，如果有活動，就負責場地佈置或善後工作。
這些立意都可以看出來居民的善良與務實的一面。但是問題卻在後面，誰來判定違規呢？遇到這個問題，大家就開始躊躇起來。辦理社區管理總幹事的選舉，竟然沒 有人要出來參選；大家互推，也沒有人提名；用輪流的，大家藉口更是一拖拉庫。楊媽媽跟我們說：「大家都有親戚關係，誰也不想得罪人！」雖然聽來很鄉愿，但是大家都習慣「天高皇帝遠」的法律觀念，我們真的也很難一下子扭轉過來這個生活觀。最後一次會議，我們真的沒辦法，一定要逼他們自己選一個總幹事來開始自治的生活，於是我們堅持大家一定要提名！狡猾的阿滿姨竟然大聲叫著：「我提名志工隊！」一時歡聲雷動，彷彿大家心裡都卸下一顆大石頭。雖然千百個理由認為 這不是自治的工作方式，我們應該是只是顧問形式的協助，但是無奈居民根本聽不進去，還認為這就是民主的表現。
最後只好在與居民協定我們只擔任半年的任期，並示範自治工作該如何進行，才讓雙方皆大歡喜的結束這場自治踢皮球賽。但是心中的不安，後來果然成了整個夢碎的主因。
工作站的最大問題還是在於資源不足，我們在這裡長期推動的工作很難一直靠著大家的熱情燃燒來支撐，或許生活就是平平淡淡，但是一個社會的改造運動卻不能持續只靠造勢的方式來維持大家的信心。因為一次又一次的造勢會讓大家的期待一步步升高，萬一沒有持續的資源來實現，那麼大家受到打擊也是一波波的持續來，很快的，大家的信心就會降至谷底。
當時大家信心滿滿的開展了很多工作，絲毫沒有想到資源的問題，一方面是全盟的支持，一方面是大專聯盟的支持，當然最重要的是這些活動是讓我們覺得有需要， 而且有意義的工作。無論多有意義的工作，當全盟的支持如杯水車薪，一年才80萬，大專聯盟的人力支援卻遠在天邊，只要我們的工作不讓當地人接手，那麼就算是大羅神仙，也很難力圖改變什麼。
當地的居民對於接手我們的工作有莫大的恐懼，有部分原因是來自生活的壓力，必須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農村生活，實在很難會有什麼心力來搞「都市人的把 戲」，何況原來的生活方式又不是那麼難於忍耐，牙一咬撐著，生活還是一樣過下去。何況價值觀的落差，從心裡，他們就不認為我們這些工作有什麼重要性。大家想的還是比較實際的問題，所謂「倉廩足而後知榮辱」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同樣地，比較實際的問題解決就需要更多、更大的資源，對於工作站開展五個月之後，長駐人員只剩我一人，假日的工作團隊也從數十人降到七、八人的工作窘境，連一般例常工作都做不好，還能談什麼開創新局呢？
緊接來的2000年總統選舉，由重新把這個寧靜的小鎮撕裂的支離破碎，三個支持陣營的支持者，讓整個社區營造的對話更難開展。到底我們是關心我們的家、我們的生活，還是關心誰當總統呢？這個問題讓我疑惑著。「誰當總統，就會有不一樣的做法，重建政策說不定就會全部改變，我們就有希望了啊！」熱衷選舉的居民跟我這樣說。是嗎？事後證明，日理萬機的總統實在不會管到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再用「總統每天要關心的事很多」來安慰自己，不就是證明自己當初選前的熱衷，講到「生死存亡之地、危急存亡之秋」是一件自欺欺人的事情嗎？
總統大選帶來了幾件和社區工作比較無關的小事。其次，又讓我和宋楚瑜先生做了一次隔空的交往。
第一件事是我自己的麻煩，不過這是在選後才發生。那年由陳水扁先生獲得選舉的勝利，第二天，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急急忙忙打電話來要和我見面。不由得讓我全身神經緊繃了起來，因為這大半年來，全心全意都投入這裡的工作，不僅論文一個字都沒動，還停留在地震前的階段；我也疏忽的完全沒有給老師一通電話。
趁著總統選舉返鄉投票還沒有回到我的第二故鄉報到，我和老師約了時間，請老師吃個飯。我的老師是個優雅的外省中年婦女，她擔任過李前總統的秘書，後因為與李總統理念不和，轉任教職（據她說法是：她不恥李先生暫時性失憶症和選擇性記憶的不負責任態度，因為那些下令的小紙條，所謂「附簽」，都會經過她的手中， 事後再來否認，雖然證據不在，但是她當然熟知甚詳）。
一見面，老師劈頭就要求我另找「指導教授」，我一臉狐疑「我做錯了什麼？」老師很快的解釋著：「現在陳水扁當總統，國家一定會亂到不得了，我要回美國僑居地了，我當時是留學歸國華人，身分我已經重新申請了，很快應該會下來，我沒辦法在指導你了，趁著你還沒正式向學校繳交論文發表的申請，趕快換一個老師，這樣對你我都好」，「搞什麼啊！誰當選真的這麼嚴重嗎？」我心中訥悶著，不過人各有志，我也不能說什麼，只是接下來找另一個指導教授卻花了我將近一年的時 間，這是後話。之後我就沒有再見過這個老師，不知道她的美國生活是否一切如意？
第二件事情是大專聯盟的分裂。選舉的影響力真是無遠弗屆，一向只討論合作，很少討論意識形態的大專聯盟，因為成員的大量換血（舊成員畢業之後，不是當兵， 就是念研究所，或者另有工作），而逐漸氣氛改變。大家開始會在會議上用選舉的語言來怒斥對方，什麼「黑金的打手」、「社會的亂源」、「誰誰的走狗」…，返鄉回來參加聯盟的會議，卻令我感到完全的不耐煩，只想回我的新故鄉去。
最麻煩的是路線爭議終於爆發，「我們主要任務不是應該捍衛學生權益？幹麻把時間耗在那個爛村莊，扶不起的阿斗，浪費我們的時間。」這句話竟然出自來自台中，早先最熱心的中區秘書長阿中的口中。我十分訝異，困境已經擊潰大家的信心。似乎不回來重振局勢，我們的根基也將消滅。但是我當時卻採取發表訓話式的談 話，更是加速後來聯盟的分裂。等到後來我回來重新主持大局，聯盟已經分裂成三個，大勢已經不可挽回。而且後來我們因為資源匱乏，又採用更多「務實路線」的 夥伴，不僅功利主義更加盛行，也讓理想主義者紛紛求去，喪失了聯盟的理想性，讓局勢終於導向最差的結果。
第三件事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當陳總統當選之後，聯盟主席阿弘要求我和他騎著摩托車，舉著阿扁的桃太郎旗幟，繞著淡水地區歡呼一圈，慶祝民主的勝利。本來 我是不肯，因為實在太難看了，但是熬不過與阿弘的交情，我只得真的和他繞場一周。本來也只覺得丟臉，沒想到竟然被淡江的聯盟成員遠遠撞見，誤以為我們有立 場的取向，（他們支持另一個陣營）會排擠他們在聯盟的參與，所以後來竟然刻意和我們疏遠，終致脫離聯盟。聯盟創始的成員的小萬如果知道這個後來發展（他後來到台中念研究所，失去聯繫）不知作何感想？這件事情後來讓我深深體會，在上位者一定要謹言慎行，恣意隨性而為，帶來的影響有時候很難意料。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在選舉之前，到各災區去訪查，和各區災民聊對於各候選人的觀感，讓對於政治人物的作為有了不同的想法。
過去我一向認為造勢活動是拉抬聲勢的做法，沒有必要太認真對待，反正就是衝人氣就對了，不管搞煽情還是鼓動現場同仇敵愾的心理，一概都沒有關係，反正當選就好。
但是當時宋先生的態度，卻讓我的想法有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大家都知道南投山多平原少，其實要每個地方都拜到票，實在有點困難，就算要遊街式的車隊拜票，其 實都要考慮一下經濟效益，沿路都是山川樹木，走幾個小時，然後才到達的地方，其實沒什麼經濟效益，我想除了我們這種志工之外，應該也沒有候選人想投資。
當時連先生都只到大都市，南投分東西兩支，西部是平坦平原，南投市、竹山鎮人口密集的地方多集中在這個區域，當然也是選戰必爭之地。東部山多平原少，最大 的地方應該就是埔里盆地，人口最密集的也在這裡，當然選舉宣傳車和活動每天川流不息。至於往南一點魚池鄉、信義鄉，位居山區，人少路途遙遠，除了當地的選 舉後援會插插旗子，大概也很難獲得競選團隊的青睞（行程大部分是幕僚排的）。而連先生的團隊就是很中規中矩的做法。
陳先生呢？他不僅到大都市，還到稍大的鄉鎮去拜會，這點就可以看出來陳先生團隊的用心，當然也是為地方選舉將來的候選人打好基礎，比起國民黨來說，資源稀少的在野民進黨，這當然也是務實的做法。
最令人訝異的是宋先生，我當時因為土石流災情，勤跑山區原住民部落做報告，遠到紅香部落，光是開車就要2-3小時經過人煙罕至的地帶，更不用說，還要徒步 一、兩個小時才到達的了。我一進入這個部落，滿坑滿谷只見宋先生旗幟，沒有其他兩黨候選人的旗幟。當時十分訥悶，詳問之下，我才知道宋先生前一天才剛剛來 探視過，還帶著一些救濟物資前來，這令我大為感動。
或許有人批評宋先生作秀做過頭了，我自己倒不這麼認為，因為作秀沒有人會跑這麼遠，這麼沒有效率的作。就算真是作秀好了，這個秀也做的很實在，也更能打動 人心，因為這個村子加起來恐怕還不到200票，重要的是還沒看到什麼報章雜誌報導，就秀來說，還真的灑下鉅資來投資，回收還真的不盡理想呢！
我常常在想，無論政治人物的語言多麼的天花亂墬，如果他願意用行動來做一場這個秀，我想日子久了，他很難不獲得百姓的支持，因為關心百姓的生活是他唯一的 工作。當時雖然宋先生落選，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南投區的票源，幾乎大部分都是投給宋先生的，那不是語言換來的，是行動感動來的。後來宋先生落選之後，反而採 取在語言上的攻防，而不再回到這個行動的路線，我倒覺得他真正退步了，難怪這次選舉不僅沒有大幅的選票成長，還一直處於拉鋸戰當中，因為真的樣品屋不如成 屋，當然只是草圖一張的語言和破落疏於照顧的樣品屋，更難讓人家相信啊！
我對於宋先生當時的觀感，一定會影響大家對於我的立場的判斷，而沒有辦法認真的來看待我強調這件事是對於政治人物的行為要求。
不過我並不在乎，因為喜歡帶著有色眼鏡來看事情的人，無論多溫和、多理性的文章，總是會被在語言上找到色彩，而大作文章。清朝的時候最有名的文字獄就是 「清風不識字，隨便亂翻書」，就是被解釋為影射清廷沒有文化，亂興文字獄。就算作者真有這個意思好了，那也只顯得清廷器量狹小，一個文人又能耐朝廷何呢？
在台灣有一句競選口號叫做「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往好的方向想，叫做擇善固執，也代表著一個人的誠信；往壞的方向想，叫做頑固如石，冥頑不靈，蠻幹到 底。這兩種情況會同時存在，也會讓人不知分辨。但是台灣有一個更糟的情況，叫做「通通包起來算」。舉個例子來說，我曾經商議要和朋友做生意，這個朋友A跟 我說要拉朋友B進來，我就老實跟他講，我覺得朋友B不太適合一起合作做生意，只能當朋友。朋友A事後就跑去和朋友B說：「你不要以為人家把你當朋友，人家 可是把你說到一文不值呢！」事後朋友B來質詢我，還拉著朋友A來，朋友A還振振有詞的說：「你不要否認，你這個對待朋友不忠心的傢伙，沒有誠信！」天啊！ 這是什麼道理啊！做朋友就一定什麼都要攪在一起嗎？這樣才算是很「麻吉」嗎？絲毫沒有就事論事的空間嗎？自己把公司的人事機密流傳出去，還自認正義使者打抱不平，他不感到慚愧，我倒要覺得不好意思？
這種情況隨著選舉的風氣推廣，也越演越烈。當然我在那個夢的故鄉也遇到一模一樣的狀況。本來地主提供土地給大家興建組合屋，大家甚是感激，但是隨著我們擔任社區管理者，麻煩就一件件跟著來，地主先是對居民改變組合屋的造型有意見，這倒也無可厚非，因為變更設計會影響連棟組合屋的結構安全；接下來小孩晚上哭 鬧，擾人清夢，也必須要去制止；人家喝酒，我們也要限制….，簡直快要把一個社區變成集中營了。緊接著鄰居糾紛我們要排解，小孩吵架我們要勸阻，警察也沒 管這麼多事吧！耐著性子越是努力達成他們的期望，大家就越依賴，稍加拒絕，那種包裹起來的態度就來了，「你是不是好朋友呢？」這個年頭，好朋友還真難當！
我還是得專心一點講故事，不然真的可是沒完沒了。其實要請大家多見諒，我每次回想這段往事，總是輾轉反撤，整晚失眠。雖然大家可能都拉哩拉雜聽我的一堆抱怨，但是大家很難體會我心中的惋惜和懊悔。
我惋惜的是我們曾有這麼一個好機會去實現台灣未來的夢想，建立一個示範的生活，但是自不量力和決策不當，讓我們錯失良機，我們什麼時候才能還有這樣的機會呢？
懊悔的是我們才疏學淺、自以為是，才會讓當地的居民又走回原來的生活模式，生活更加困苦，對人更加不信任，這不會是別人的錯，都只能把責任算到我們頭上。
楊媽媽怎麼樣了？阿滿姨兒子退伍了，應該有工作了吧，生活應該改善一點了吧！他兒子原本是洋蔥餐廳的廚房學徒，不知道還有沒有在那裡工作呢？洋蔥在我退伍後，發現開了很多家了，不知他在哪一家呢？
這段往事真的讓人很難回憶，不僅參雜著我對她們的回憶，也參雜著我對家人的最後記憶。我終於得從南投回來台北了，不是因為阿弘的聲聲催促，而是我爸的一通電話，我奶奶住進了加護病房，我媽也病倒了。多年像大禹治水般三過家門而不入，現在我得把一切都放下，先回到這個我很少注意的家裡。「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我一開始就做不好，這也難怪天下不能太平。
還好家裡的情況稍稍穩定下來，我又開始「蠢蠢」欲動，現在回想起來，還真的是「蠢」啊！
我們一直認為事情做不好，是因為資源不夠，災區重建做不好、聯盟分裂主義盛行，都是資源不足，只要把餅做大了，自然就什麼都有了，自然就什麼都解決了。所 以我們開始往增加資源方向去思考。「災區什麼能賣錢？能募款？」「和聯盟的工作如何結合，一起賣錢？一起募款？」這些思考已經完全佔據我們的腦袋，已經不 是我們「能」做什麼改善？而是我們「應該」做什麼？這樣的思考一出現，我們就開始離「實際」越來越遠，我們的理想性也就越來越低。一切都必須屈服在「錢」 下面。「社區營造要錢，先等一等」；「什麼能賣錢，優先！」
越來越多的志工離我們遠去，越來越多的「生意人」向我們靠攏，「這種工作，我不擅長，等需要我，再叫我」我們聽到越來越多這種聲音，但是並沒有把它當作警訊，而是當作自我安慰：「等我們實力好一點，大家就回來了」。
沒有嘗試去做一些調和，提出更大的願景，只有屈服在金錢的壓力下的現實作為，終於使我們迷失了方向。
「凡事要搞大」已經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但是「事情變大」其實也變的複雜，要解決的問題也變多。越想通通包起來，「畢其功於一役」，其實就越難做到，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漏洞。這好像打仗一樣，戰線拉的越長，能被突破的弱點就越多。
我從南投回來之後，我們聘任一位研究生專職擔任社區的管理工作，把他的工作範圍縮小，把所有的主力遷回台北做資源開發的工作。當時沒有想到，現在回想起來 還真像希特勒的歐洲戰略，先攻擊西歐，等到只剩英國一處孤立無援，就把資源轉向東邊征俄，但是俄國急切不能下，英國卻和美國從北非、南歐、西歐突破成功。 歷史真的像一面鏡子，有時候反射起來，真是令人不敢直視。
在小任的帶領下，我們有了石頭、阿傑、阿鵬、阿東…等等堅強的資訊工程團隊，他們開發出一套整合了ICQ、留言版和搜尋引擎的新程式(後來還能切割畫面， 讓各種功能在同一個畫面運作)，我們成立了一家公司，剛開始目的是為了推廣災區的農產品在網路上銷售（後來幾乎都是在為廠商廣告）。我們成功的重新整合了 新的聯盟（舊聯盟已經一分為三），但是吸引來的新夥伴總是在問：「我們能得到什麼？」而不是像過去都問：「我們能做什麼？」理想已經放在磅秤上秤，我們做 的已經是斤斤計較的討論「效益」與「回收」，而不是我們關心、在乎的是什麼價值。
業績量出奇的開展起來，一下子到那士達克上市的呼聲響徹雲霄，吸引了不少「創投」的注意，我們已經忘了剛開始的目標與初衷，熱衷討論的是將來的財富與股 票。面對災區災民一通通問我何時回去的電話，我從敷衍兩句到懶的解釋，其實已經種下夢碎的結局。雖然我自我安慰的說：「這裡更需要我」。放一個完全沒經 驗，也沒有熱忱，更沒有訓練的人在那個社區駐守，天天都接到「他什麼事都沒有做」的回報，我只是安排一個慰問團去視察，絲毫沒有任何進一步行動的作為，終 於使得問題從那裡開始爆發。
先是居民直接打電話去全盟反應我們怠忽職守，社區完全不管理。接下來全盟派了一個調查團到現場去勘查，居民不知道脣齒相依的情況下，猛吐苦水，檢舉我們連 社區管理都做不好，還讓竊賊闖進社區行竊。本來用意是希望全盟增加經費增設「保全」。但是居民們完全不懂社區營造，就是「自己來」的道理。全盟在衡量「社 區營造」方面更本沒有達到「居民參與」的目的，停止了我們經費的援助，讓本來就有點有心無力的我們和居民展開一段「推卸責任」的爭論，而情緒的發展，讓我 們都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沒有再思考社區如何經營下去。而是「趕走他們，要求補償」和「如何全身而退」當中的兩項拔河。
這個問題在我的家中爆發一件重要的事之後，讓我全面的退出這個圓夢與夢碎的過程，倒是另所有人十分訝異的結果。
那天我到台中開會，返回台北，在車上接到我爸的電話，我媽的情況惡化進了急診室，但是不嚴重，請我有空去看一下。因為本來是我駕駛，我從夥伴那裡聽來這段 留言，倒也不十分在意，心理盤算著，先回公司開完會，明天再前往探視。沒想到冥冥當中自有安排，我在新竹交流道突然尿急，因為休息站遙遠，只得下了交流 道，到加油站上廁所。返程的時候，突然一陣暈眩與疲勞，我要求同伴駕駛，自己在車上小憩片刻，以應付等一下的會議。
沒想到夥伴們不認識路，意外的上了北二高，到台北的時候，我驚覺發現我們是由辛亥路下來，心中有不祥的預感，我立刻請他們轉向到我媽的醫院。果不期然，我媽已經進入彌留的狀態，第二天就病逝了。剛好後來的告別式就是在辛亥路旁的第二殯儀館舉行。
這項打擊，讓我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來，終致公司被創投逼倒，聯盟徹底瓦解，災區工作在「不負責任」的指摘下，黯然落幕。接下來我個人一連串的打擊，祖母也 愕然逝世，本來沒有兵役問題的我，突然收到體檢異動的通知而入伍，臨行前，我只接到楊媽媽輾轉稍來的消息：「不要太沮喪，一切都會好轉的，你已經為我們做 很多了，接下來要靠的是大家的努力，不是你一輩子的責任，你也要加油！」或許夢碎了，或許有很多不諒解，但是楊媽媽的這句話給了我無限的希望。
故事說完了，我一向不認為做過的事，會沒有責任，這個夢碎的過程，我一定要負擔全部的責任。但是我更加深切的反省的是我們得到什麼教訓？我們陷入什麼困境？什麼是經驗不足？什麼又是決策不當？
我深信不要把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我們才有成長的空間，我們才有機會進步。我也學到不能只是仰賴別人來構築自己的生活與理想，我們能做的只是找到有共同想 法的人，構築一個生活模式，讓更想加入的人加入，一起努力，這樣才能滾雪球，越滾越大。期望外在的事情會依照我們的想法，給予奧援或破壞，其實都只是「期 待」，在等期待的當下，我們又能做什麼呢？這才是我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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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長長的回憶是在多年寫的，現在看來，有些記憶已經模糊，當時在下筆的時候可能也是如此，如有記憶差池，也希望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能原諒，重點在於我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和台灣的期望，我不認為台灣就此就走下坡了，雖然我們得努力的事情還很多，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台灣會繼經濟奇蹟和民主奇蹟之後，重新創造另一個奇蹟，也就是我的新書「台灣3.0」(書名暫定)所規劃的未來。
雖然做事方法很難協調，但是總是開始大家一點一滴的累積，有了具體的成果。我們擔心村民飲用的山泉水有安全的疑慮，我們透過大專聯盟的關係，找到淡江水環 系的老師和研究生義務協助，採樣回去化驗，發現這是一個水質特優的泉水，（他們用幾度來表示，我忘了是幾度）這個水，放在桌上都會引來螞蟻，不知道成分， 但是似乎喝起來有甜味。但是有一個麻煩就是水量不穩定，如果乾旱的時候，會缺水。因此我們約集村民一探水源究竟，看看能不能找到儲水的方法。意外的，我們 發現了一條清朝採茶的步道，途中還有一個石碑，隱隱約約看出來有「嘉慶年間」的字樣。和村裡面的耆老請教，才知道這裡原來是荷蘭人最早移植阿薩姆紅茶的地 方，一方面我們尋找專家確認這件事情，一方面拜訪附近的農林公司的茶場和茶葉實驗所，「台灣阿薩姆紅茶的故鄉」這個宣傳稱號已經在我們心中形成雛型。
有了具體構想，我們得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法。我們發現我們真的得透過一些教育來教導村民不同的眼界。辦演講、辦會議，你得到的不是吵翻天的場面，就是呼呼大睡的一片寂靜。
一個志工提出生活體會的學習方法，讓這些習慣鄉村生活的居民體會都市人對於旅遊的精緻要求，從而啟發他們對於旅遊業經營的深度思考，而不是停留在開休息站、賣名產、搞路邊攤的方向。
這個活動由一位年輕的女志工開展，阿瑛一直夢想著有自己的咖啡店，在警察局會計室的日復一日單調的工作，綁得她喘不過氣來。她精心的籌畫晚會需要的手工餅 乾，耐心的研究茶葉實驗所所贈送的茶葉如何才能調出更好喝的飲料。也帶來都市叢林裡都難得一見的好咖啡，細心找來精緻的茶具、餐具，還弄了一堆耶誕節才會 用到的七彩裝飾燈具，彷彿是自己準備開店般的細心。村民也七手八腳的幫忙，慢慢體會都市人要的感覺，阿瑛還指導居民參加晚會的服飾，大家突然都覺得自己像 一個貴賓般的禮遇，當然也就謹慎起來裝扮。
那天晚上我一轉頭差點沒把口中的熱茶吐了滿地，隔壁的阿滿姨整天是斗笠、雨鞋不離身，這天竟然穿了一件洋裝，還塗了血盆大口的口紅，像太陽般的腮紅，還有 一頂路邊攤買的遮陽草帽，雖然這個時間是晚上七點，根本沒有太陽。雜貨店的楊媽媽，是最支持我們工作站的長輩，不顧她先生長期洗腎的經濟壓力，還常常捐物 資給最需要的村民。她這天也是類似和阿滿姨一樣的裝扮，口中還嘟噥著：「娶媳婦都沒這麼慎重！」當然地主一家也是穿著她們最慎重的衣服，連村長都穿西裝打 領帶來致詞。天啊！我穿大專聯盟的制服T桖，還穿著牛仔褲耶！「沒關係啦！你當餐廳的服務生啦！人家電視不是都這樣演，麥當勞都和你差不多啦！」楊媽媽類 似安慰我，又像開玩笑的說著。這天幾乎全村都到齊了，連坐輪椅的王婆婆都推著輪椅來參加，當然她也是換了「那種」最盛裝打扮的衣服。現場每個人都是「盛 裝」打扮，從小孩到老人家。我突然覺得我出現在50年代的瓊瑤電影裡面一樣。不過，雖然覺得很爆笑，但是那種感動，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我相信…改變社 會…我們真的做得到！
那天的晚會總共花了約三千元，我們意識到這樣「勞民傷財」的活動，還是不能經常辦，雖然成效輝煌，但是對於逐漸已經枯竭的資源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壓力。
經過一些體驗之後，我們決心在比較實用的方向開始提供教育，也比較能讓我們發揮所長。我們在分析了居民的需求與我們未來觀光服務產業規劃要求下，我們決定 從電腦網路課程和英語教學開始。因為志工小喬的豐富經驗與流利的外語能力，所以先由她從英語教學開始進行。而電腦課程則由交大資工所的小任展開招募師資的 工作。社工所畢業的小其則是擔任社工、志工員訓練與一般貧困學生的課輔課程之類的安排。我則負責連絡事務與公共關係。當然，由我們這裡每週派出山區巡守 隊，探視原住民災區的需要，也在災民的支持下，由我負責調配工作與派遣任務。這個同時，台北方面卻傳來不大好的消息。大專聯盟總部資源不足，人才疲累，已 經到了需要重整的地步，小萬已經屢發緊急消息，希望我能回台北主持。我們已經把組織張力拉到極限了。
雖然在小萬聲聲催促之下，這裡的工作依然是我的重心，我把時間拆成三份，一份回台北參加全盟會議和聯盟的會議，另外兩份都給了這兩個我們心之所繫的村子。正式回到台北開展另一項重要的長期募款工作，幾乎是在三個月之後，也就是到了2000年總統選舉完之後的事。
英文課開課的第一天，這是一個周六的早晨，居民們扶老攜幼的來參加，人潮之多，超乎我們的想像。本來預定是小朋友的教學先開始，但是杵在門口的阿滿姨和楊 媽媽，一付「我不能學嗎？」的狐疑表情，讓我們不知道怎麼解釋，成人班必須和兒童班分開的教學模式。「算了！就先一起開吧，之後有機會再分班。」小喬無奈 的說。人太多，一個小小十二坪大的組合屋，擠進了二、三十人，其他擠不進來的大人只好站在外面窗邊跟著學習。我們撤掉從已成危樓的居民活動中心所借來的椅 子，讓小朋友盡量能席地而坐，大人們只好站在後面。
小喬準備的是兒童美語教材，從A、B、C…開始教，小孩們都很投入，跟著唱那些教學歌曲，大人則很靦腆，一句「very good！」的稱讚都會讓楊媽媽和阿滿姨臉紅了半天。
當時其實我們有發現，似乎有些小朋友的英文程度不錯，但是在歡歡喜喜的慶典式活動下，我們沒有發現這後來是我們最大的麻煩。後來在兩週後，在當地小學願意 利用寒假時間，無償的把電腦教室借給我們使用，我們開始電腦的教學，這個小朋友程度參差不齊才在電腦教師小任的提議下，獲得我們開始重視，而展開調查小朋 友的家庭背景，之後我們突然受到來參加電腦課程的成人學員的建議，我們才恍然大悟，我們的學員裡面不是只有貧困的村民。我記得當時一個看來盛裝打扮（還是 那種盛裝，後來我們辦活動都蠻習慣這種爆笑式的盛裝打扮）的中年婦女，在課堂上舉手發言：「你們能不能教一些實用的課程，例如設計程式，做網頁，而不是入 門的課程？」我們當時很訝異，因為就我們的了解這個村落的村民並沒有對電腦這麼熟悉，我們還以為來自另一個種香菇的香菇村村民。後來我們發現，情況並不是 這樣的，這是一個來自日月潭的村民，她是當地一家知名飯店的老闆娘。她的目的是希望能免費獲得經營飯店的相關程式設計，例如會計系統、房客訂房系統及招商 網頁的設計。
知道這件消息，我們其實有點憤怒，因為眾所皆知我們的課程式設計來幫助貧困村的村民脫離貧窮的設計，連香菇村那裡我們都沒有大肆宣傳，就是希望透過這樣的 方式來彌補貧富差距所不能提供的教育落差。但是我們並沒有採取激烈的行動，只有委娩的解釋。因為我們知道這又是當地有錢有勢的代表，成事固然不足，敗事卻 是綽綽有餘。果不奇然，很快的鄉公所就派人來關切我們的課程，從核准命令的補發到是否擁有教師證（過去從事補教業多年，我根本沒聽過補習班和家教要教師證 的）一路查下來，讓整個課程為之停擺。後來我們才知道，當地的小朋友除了貧困村之外，其他較富有的村落都把小朋友送來這個免費的補習教育，大大的影響了當 地補教業者的生計，加上我們拒絕了這些當地士紳的要求，他們兩者竟然聯合起來利用公權力的勢力，來阻擋這個計畫的推廣。當時我真的突然很想把戶口遷來這 裡，參選這裡民意代表，我發現只有熱忱與信心真的不足以對抗這些既得利益者的知法玩法，更糟的是執政者的無能，幾乎任由他們有玩弄的空間，因為執政者想到 都只有選票和利益，而弱勢的人民在制度設計上，除了投票，幾乎沒有什麼對抗的功能，加上根本毫無自信，不曾也不會希望做什麼抵抗，無怪乎李家同教授說，社 會福利與制度是建立在知識份子的良知上。當然我知道我們這些在當學生的，根本稱不上知識份子，在社會上只能算半個人，當然無異螳臂擋車，自不量力，不過重 新改變台灣政治環境，才是台灣社會改造釜底抽薪之計的思想已經深深烙印在我們每個成員的心中。
很多天沒有繼續談我們的圓夢的故事了，在紛紛擾擾之後，我更確信我們如果要做一些改變，絕對不能靠口頭講講，因為這樣大家根本不會有一致的共識。我記得我 們家當初是買預售屋，當然建設公司當時有蓋一個很漂亮的樣品屋供購屋者參考。在施工的時候，我們家還常常跑來工地巡視，看看建設公司會不會在材料上偷工減 料。不過，當完工之後，我踏進新家的第一步，我都快傻眼了！有人看過一個房子的樑柱如此之多的嗎？我們每一個房間幾乎都是三面牆上面都是樑，真的是連床要 放哪裡都不知道（台灣人忌諱把床放在樑下），而且這些大樑還高低起伏不一定，根本連裝潢都不知道怎麼做。礙於預算，我們也只能將就的住下，然後弄一個甚不 舒服的居家環境。
政治環境不就是我們的生活嗎？也不就是我們共同家園的環境嗎？我們想要一個甚不舒服的環境來居住嗎？如果不要，那我們又怎麼能輕信一些語言上的宣傳呢？又 怎麼能不用行動先來描繪一個生活願景呢？有成屋，我們當然會買成屋，不然至少也會看看樣品屋，有人會輕信售屋員天花亂墬的描述，就輕易花錢買下一間空中閣 樓的房子嗎？買房子我們不會這樣做，選擇我們的環境建築師，我們怎麼會這樣做呢？
當我們在那個貧困的村子處處受到限制，很難開啟任何工作的時候，我們想的不是整天在那邊抱怨，整天等著環境變好的那天到來，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先營造一個比 較好的環境，讓居民了解什麼是更好的生活，所以社區的管理變成我們更重要的課題。我們不是嘗試用高壓的管理模式，而是勸導居民自己建立一套生活公約，我們 召開社區的會議，提出我們觀察之後所做的公約提案。當然，很多居民已經習慣政府統治者提出辦法，然後遵守，之後再來違規、偷跑的生活方式。她們很難想像要 自己定規定、定罰責，然後要切實遵守的生活。
我們在阿弘的法律專業建議和小其社工專業溝通模式的引導下，我們在會議上，公開對這項公約被限制的成員，提出要他們反對的理由。很奇怪吧！一般都是要會議一致通過，怎麼會是要人家在會議上反對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現在就違反未來公約的成員，是經由我們觀察，並以都市人的生活觀，所制定出來的規範所限制。如果現在的生活，就是他們原本的生活價值觀， 他們怎麼會誠心遵守呢？如果不讓他們發表他們的生活態度，其他人又怎麼能知道他們的生活觀，並以包容的態度來看待他們呢？一定是以是非對錯來論斷他們。
一向作風大膽的阿滿姨首先發難，她針對公約規定：「不准把垃圾、廢棄物放在居家門口」甚感不滿。「組合屋這麼小，你們難道會把垃圾放在家裡發臭喔？我放在 我家門口，又沒有礙著別人，規定這麼多幹麻？」這當然引起很多人的共鳴，紛紛建議刪除這條。楊媽媽的公公一個人住在這裡，她很憂心的說：「是啊！可是蚊蟲、蒼蠅又不會分那是你家的垃圾，就不會來咬我家『搭官』（台語：公公），老人家抵抗力低，萬一生病，我找妳還是妳家垃圾？還有小孩這麼多，妳一個人住， 小孩在當兵，當然覺得沒關係！」一下子，各家居民就在下面議論紛紛，當然今天就算表決，我們也建議她們不要做成定案，讓大家回去想想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解 決這個問題，所以大家也就沒有升高針鋒相對的衝突。
接下來是一個瘦弱又蒼白的女人站起來發言，她是阿貴叔的太太，一個剛剛嫁過來的大陸新娘。「你們要求不能把廢水倒到社區旁的小溪裡，但是我只是洗個米、洗個菜，還有洗衣服，那又沒有毒，那有什麼關係？」她操著廣東國語小聲的說著。這是都市人基本的環保常識，但是到了這個村莊，大多數的鄉人，也都頻頻點頭。 這種事只得由我們都市人來說明，小瑛站起來緩緩的說：「大家不要小看這些水，對我們人類來說，是沒什麼毒，但是對於溪裡的小蝦小魚，卻是有一定的傷害性。 大家現在小朋友到小學上課，自然課不是常常要一些標本，還是要養一些小動物，如果溪裡的小生物都死光了，大家就要跑到很遠的河邊去撈，那不是很累人？」簡單的說法，沒有什麼理論，又讓大家紛紛點頭認為有道理，畢竟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成績優秀，但是又忙著工作，不希望太麻煩。
後面還有原住民阿青的生活習慣問題…等等，大家練習說和聽，然後再來表決或決定延後一點決定，讓大家再想想，看看有沒有其他解決的方法。終於第一個問題， 大家決定去要求村長到鄉公所去申請一台子母車，能加蓋的，放在社區門口，供大家到垃圾，大家還順便要求垃圾分類箱，讓大家做起環保來，這倒是公約草案當中 沒有提到的（因為我們覺得不可能）。廢水也透過村長要求加裝廢水簡易處理器來集中解決。大家只是走遠一點點，到社區口，就能解決這些問題。這些結果倒是令我們很意外。
在這個組合屋社區裡面做社區營造，有點像洗三溫暖，忽冷忽熱，有時候有意想不到的結局，有時候卻是意料中的麻煩。
大約三次的社區會議，我們終於敲定好社區生活公約，並公告施行，因為是大家齊心搞出來的遊戲規則，所以無論在內容上、罰責上，大家也都樂於遵守。尤其是罰責，因為我們不是政府，不可能採用刑罰；大家生活都很艱困，也不太想用金錢來處份已經面臨山窮水盡的居民的無心之過。所以大家決定，如果一時生活習慣改不 過來，而無心犯錯的人，將讓他們參與社區勞動服務，平時就灑掃環境，如果有活動，就負責場地佈置或善後工作。
這些立意都可以看出來居民的善良與務實的一面。但是問題卻在後面，誰來判定違規呢？遇到這個問題，大家就開始躊躇起來。辦理社區管理總幹事的選舉，竟然沒 有人要出來參選；大家互推，也沒有人提名；用輪流的，大家藉口更是一拖拉庫。楊媽媽跟我們說：「大家都有親戚關係，誰也不想得罪人！」雖然聽來很鄉愿，但是大家都習慣「天高皇帝遠」的法律觀念，我們真的也很難一下子扭轉過來這個生活觀。最後一次會議，我們真的沒辦法，一定要逼他們自己選一個總幹事來開始自治的生活，於是我們堅持大家一定要提名！狡猾的阿滿姨竟然大聲叫著：「我提名志工隊！」一時歡聲雷動，彷彿大家心裡都卸下一顆大石頭。雖然千百個理由認為 這不是自治的工作方式，我們應該是只是顧問形式的協助，但是無奈居民根本聽不進去，還認為這就是民主的表現。
最後只好在與居民協定我們只擔任半年的任期，並示範自治工作該如何進行，才讓雙方皆大歡喜的結束這場自治踢皮球賽。但是心中的不安，後來果然成了整個夢碎的主因。
工作站的最大問題還是在於資源不足，我們在這裡長期推動的工作很難一直靠著大家的熱情燃燒來支撐，或許生活就是平平淡淡，但是一個社會的改造運動卻不能持續只靠造勢的方式來維持大家的信心。因為一次又一次的造勢會讓大家的期待一步步升高，萬一沒有持續的資源來實現，那麼大家受到打擊也是一波波的持續來，很快的，大家的信心就會降至谷底。
當時大家信心滿滿的開展了很多工作，絲毫沒有想到資源的問題，一方面是全盟的支持，一方面是大專聯盟的支持，當然最重要的是這些活動是讓我們覺得有需要， 而且有意義的工作。無論多有意義的工作，當全盟的支持如杯水車薪，一年才80萬，大專聯盟的人力支援卻遠在天邊，只要我們的工作不讓當地人接手，那麼就算是大羅神仙，也很難力圖改變什麼。
當地的居民對於接手我們的工作有莫大的恐懼，有部分原因是來自生活的壓力，必須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農村生活，實在很難會有什麼心力來搞「都市人的把 戲」，何況原來的生活方式又不是那麼難於忍耐，牙一咬撐著，生活還是一樣過下去。何況價值觀的落差，從心裡，他們就不認為我們這些工作有什麼重要性。大家想的還是比較實際的問題，所謂「倉廩足而後知榮辱」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同樣地，比較實際的問題解決就需要更多、更大的資源，對於工作站開展五個月之後，長駐人員只剩我一人，假日的工作團隊也從數十人降到七、八人的工作窘境，連一般例常工作都做不好，還能談什麼開創新局呢？
緊接來的2000年總統選舉，由重新把這個寧靜的小鎮撕裂的支離破碎，三個支持陣營的支持者，讓整個社區營造的對話更難開展。到底我們是關心我們的家、我們的生活，還是關心誰當總統呢？這個問題讓我疑惑著。「誰當總統，就會有不一樣的做法，重建政策說不定就會全部改變，我們就有希望了啊！」熱衷選舉的居民跟我這樣說。是嗎？事後證明，日理萬機的總統實在不會管到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再用「總統每天要關心的事很多」來安慰自己，不就是證明自己當初選前的熱衷，講到「生死存亡之地、危急存亡之秋」是一件自欺欺人的事情嗎？
總統大選帶來了幾件和社區工作比較無關的小事。其次，又讓我和宋楚瑜先生做了一次隔空的交往。
第一件事是我自己的麻煩，不過這是在選後才發生。那年由陳水扁先生獲得選舉的勝利，第二天，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急急忙忙打電話來要和我見面。不由得讓我全身神經緊繃了起來，因為這大半年來，全心全意都投入這裡的工作，不僅論文一個字都沒動，還停留在地震前的階段；我也疏忽的完全沒有給老師一通電話。
趁著總統選舉返鄉投票還沒有回到我的第二故鄉報到，我和老師約了時間，請老師吃個飯。我的老師是個優雅的外省中年婦女，她擔任過李前總統的秘書，後因為與李總統理念不和，轉任教職（據她說法是：她不恥李先生暫時性失憶症和選擇性記憶的不負責任態度，因為那些下令的小紙條，所謂「附簽」，都會經過她的手中， 事後再來否認，雖然證據不在，但是她當然熟知甚詳）。
一見面，老師劈頭就要求我另找「指導教授」，我一臉狐疑「我做錯了什麼？」老師很快的解釋著：「現在陳水扁當總統，國家一定會亂到不得了，我要回美國僑居地了，我當時是留學歸國華人，身分我已經重新申請了，很快應該會下來，我沒辦法在指導你了，趁著你還沒正式向學校繳交論文發表的申請，趕快換一個老師，這樣對你我都好」，「搞什麼啊！誰當選真的這麼嚴重嗎？」我心中訥悶著，不過人各有志，我也不能說什麼，只是接下來找另一個指導教授卻花了我將近一年的時 間，這是後話。之後我就沒有再見過這個老師，不知道她的美國生活是否一切如意？
第二件事情是大專聯盟的分裂。選舉的影響力真是無遠弗屆，一向只討論合作，很少討論意識形態的大專聯盟，因為成員的大量換血（舊成員畢業之後，不是當兵， 就是念研究所，或者另有工作），而逐漸氣氛改變。大家開始會在會議上用選舉的語言來怒斥對方，什麼「黑金的打手」、「社會的亂源」、「誰誰的走狗」…，返鄉回來參加聯盟的會議，卻令我感到完全的不耐煩，只想回我的新故鄉去。
最麻煩的是路線爭議終於爆發，「我們主要任務不是應該捍衛學生權益？幹麻把時間耗在那個爛村莊，扶不起的阿斗，浪費我們的時間。」這句話竟然出自來自台中，早先最熱心的中區秘書長阿中的口中。我十分訝異，困境已經擊潰大家的信心。似乎不回來重振局勢，我們的根基也將消滅。但是我當時卻採取發表訓話式的談 話，更是加速後來聯盟的分裂。等到後來我回來重新主持大局，聯盟已經分裂成三個，大勢已經不可挽回。而且後來我們因為資源匱乏，又採用更多「務實路線」的 夥伴，不僅功利主義更加盛行，也讓理想主義者紛紛求去，喪失了聯盟的理想性，讓局勢終於導向最差的結果。
第三件事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當陳總統當選之後，聯盟主席阿弘要求我和他騎著摩托車，舉著阿扁的桃太郎旗幟，繞著淡水地區歡呼一圈，慶祝民主的勝利。本來 我是不肯，因為實在太難看了，但是熬不過與阿弘的交情，我只得真的和他繞場一周。本來也只覺得丟臉，沒想到竟然被淡江的聯盟成員遠遠撞見，誤以為我們有立 場的取向，（他們支持另一個陣營）會排擠他們在聯盟的參與，所以後來竟然刻意和我們疏遠，終致脫離聯盟。聯盟創始的成員的小萬如果知道這個後來發展（他後來到台中念研究所，失去聯繫）不知作何感想？這件事情後來讓我深深體會，在上位者一定要謹言慎行，恣意隨性而為，帶來的影響有時候很難意料。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在選舉之前，到各災區去訪查，和各區災民聊對於各候選人的觀感，讓對於政治人物的作為有了不同的想法。
過去我一向認為造勢活動是拉抬聲勢的做法，沒有必要太認真對待，反正就是衝人氣就對了，不管搞煽情還是鼓動現場同仇敵愾的心理，一概都沒有關係，反正當選就好。
但是當時宋先生的態度，卻讓我的想法有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大家都知道南投山多平原少，其實要每個地方都拜到票，實在有點困難，就算要遊街式的車隊拜票，其 實都要考慮一下經濟效益，沿路都是山川樹木，走幾個小時，然後才到達的地方，其實沒什麼經濟效益，我想除了我們這種志工之外，應該也沒有候選人想投資。
當時連先生都只到大都市，南投分東西兩支，西部是平坦平原，南投市、竹山鎮人口密集的地方多集中在這個區域，當然也是選戰必爭之地。東部山多平原少，最大 的地方應該就是埔里盆地，人口最密集的也在這裡，當然選舉宣傳車和活動每天川流不息。至於往南一點魚池鄉、信義鄉，位居山區，人少路途遙遠，除了當地的選 舉後援會插插旗子，大概也很難獲得競選團隊的青睞（行程大部分是幕僚排的）。而連先生的團隊就是很中規中矩的做法。
陳先生呢？他不僅到大都市，還到稍大的鄉鎮去拜會，這點就可以看出來陳先生團隊的用心，當然也是為地方選舉將來的候選人打好基礎，比起國民黨來說，資源稀少的在野民進黨，這當然也是務實的做法。
最令人訝異的是宋先生，我當時因為土石流災情，勤跑山區原住民部落做報告，遠到紅香部落，光是開車就要2-3小時經過人煙罕至的地帶，更不用說，還要徒步 一、兩個小時才到達的了。我一進入這個部落，滿坑滿谷只見宋先生旗幟，沒有其他兩黨候選人的旗幟。當時十分訥悶，詳問之下，我才知道宋先生前一天才剛剛來 探視過，還帶著一些救濟物資前來，這令我大為感動。
或許有人批評宋先生作秀做過頭了，我自己倒不這麼認為，因為作秀沒有人會跑這麼遠，這麼沒有效率的作。就算真是作秀好了，這個秀也做的很實在，也更能打動 人心，因為這個村子加起來恐怕還不到200票，重要的是還沒看到什麼報章雜誌報導，就秀來說，還真的灑下鉅資來投資，回收還真的不盡理想呢！
我常常在想，無論政治人物的語言多麼的天花亂墬，如果他願意用行動來做一場這個秀，我想日子久了，他很難不獲得百姓的支持，因為關心百姓的生活是他唯一的 工作。當時雖然宋先生落選，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南投區的票源，幾乎大部分都是投給宋先生的，那不是語言換來的，是行動感動來的。後來宋先生落選之後，反而採 取在語言上的攻防，而不再回到這個行動的路線，我倒覺得他真正退步了，難怪這次選舉不僅沒有大幅的選票成長，還一直處於拉鋸戰當中，因為真的樣品屋不如成 屋，當然只是草圖一張的語言和破落疏於照顧的樣品屋，更難讓人家相信啊！
我對於宋先生當時的觀感，一定會影響大家對於我的立場的判斷，而沒有辦法認真的來看待我強調這件事是對於政治人物的行為要求。
不過我並不在乎，因為喜歡帶著有色眼鏡來看事情的人，無論多溫和、多理性的文章，總是會被在語言上找到色彩，而大作文章。清朝的時候最有名的文字獄就是 「清風不識字，隨便亂翻書」，就是被解釋為影射清廷沒有文化，亂興文字獄。就算作者真有這個意思好了，那也只顯得清廷器量狹小，一個文人又能耐朝廷何呢？
在台灣有一句競選口號叫做「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往好的方向想，叫做擇善固執，也代表著一個人的誠信；往壞的方向想，叫做頑固如石，冥頑不靈，蠻幹到 底。這兩種情況會同時存在，也會讓人不知分辨。但是台灣有一個更糟的情況，叫做「通通包起來算」。舉個例子來說，我曾經商議要和朋友做生意，這個朋友A跟 我說要拉朋友B進來，我就老實跟他講，我覺得朋友B不太適合一起合作做生意，只能當朋友。朋友A事後就跑去和朋友B說：「你不要以為人家把你當朋友，人家 可是把你說到一文不值呢！」事後朋友B來質詢我，還拉著朋友A來，朋友A還振振有詞的說：「你不要否認，你這個對待朋友不忠心的傢伙，沒有誠信！」天啊！ 這是什麼道理啊！做朋友就一定什麼都要攪在一起嗎？這樣才算是很「麻吉」嗎？絲毫沒有就事論事的空間嗎？自己把公司的人事機密流傳出去，還自認正義使者打抱不平，他不感到慚愧，我倒要覺得不好意思？
這種情況隨著選舉的風氣推廣，也越演越烈。當然我在那個夢的故鄉也遇到一模一樣的狀況。本來地主提供土地給大家興建組合屋，大家甚是感激，但是隨著我們擔任社區管理者，麻煩就一件件跟著來，地主先是對居民改變組合屋的造型有意見，這倒也無可厚非，因為變更設計會影響連棟組合屋的結構安全；接下來小孩晚上哭 鬧，擾人清夢，也必須要去制止；人家喝酒，我們也要限制….，簡直快要把一個社區變成集中營了。緊接著鄰居糾紛我們要排解，小孩吵架我們要勸阻，警察也沒 管這麼多事吧！耐著性子越是努力達成他們的期望，大家就越依賴，稍加拒絕，那種包裹起來的態度就來了，「你是不是好朋友呢？」這個年頭，好朋友還真難當！
我還是得專心一點講故事，不然真的可是沒完沒了。其實要請大家多見諒，我每次回想這段往事，總是輾轉反撤，整晚失眠。雖然大家可能都拉哩拉雜聽我的一堆抱怨，但是大家很難體會我心中的惋惜和懊悔。
我惋惜的是我們曾有這麼一個好機會去實現台灣未來的夢想，建立一個示範的生活，但是自不量力和決策不當，讓我們錯失良機，我們什麼時候才能還有這樣的機會呢？
懊悔的是我們才疏學淺、自以為是，才會讓當地的居民又走回原來的生活模式，生活更加困苦，對人更加不信任，這不會是別人的錯，都只能把責任算到我們頭上。
楊媽媽怎麼樣了？阿滿姨兒子退伍了，應該有工作了吧，生活應該改善一點了吧！他兒子原本是洋蔥餐廳的廚房學徒，不知道還有沒有在那裡工作呢？洋蔥在我退伍後，發現開了很多家了，不知他在哪一家呢？
這段往事真的讓人很難回憶，不僅參雜著我對她們的回憶，也參雜著我對家人的最後記憶。我終於得從南投回來台北了，不是因為阿弘的聲聲催促，而是我爸的一通電話，我奶奶住進了加護病房，我媽也病倒了。多年像大禹治水般三過家門而不入，現在我得把一切都放下，先回到這個我很少注意的家裡。「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我一開始就做不好，這也難怪天下不能太平。
還好家裡的情況稍稍穩定下來，我又開始「蠢蠢」欲動，現在回想起來，還真的是「蠢」啊！
我們一直認為事情做不好，是因為資源不夠，災區重建做不好、聯盟分裂主義盛行，都是資源不足，只要把餅做大了，自然就什麼都有了，自然就什麼都解決了。所 以我們開始往增加資源方向去思考。「災區什麼能賣錢？能募款？」「和聯盟的工作如何結合，一起賣錢？一起募款？」這些思考已經完全佔據我們的腦袋，已經不 是我們「能」做什麼改善？而是我們「應該」做什麼？這樣的思考一出現，我們就開始離「實際」越來越遠，我們的理想性也就越來越低。一切都必須屈服在「錢」 下面。「社區營造要錢，先等一等」；「什麼能賣錢，優先！」
越來越多的志工離我們遠去，越來越多的「生意人」向我們靠攏，「這種工作，我不擅長，等需要我，再叫我」我們聽到越來越多這種聲音，但是並沒有把它當作警訊，而是當作自我安慰：「等我們實力好一點，大家就回來了」。
沒有嘗試去做一些調和，提出更大的願景，只有屈服在金錢的壓力下的現實作為，終於使我們迷失了方向。
「凡事要搞大」已經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但是「事情變大」其實也變的複雜，要解決的問題也變多。越想通通包起來，「畢其功於一役」，其實就越難做到，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漏洞。這好像打仗一樣，戰線拉的越長，能被突破的弱點就越多。
我從南投回來之後，我們聘任一位研究生專職擔任社區的管理工作，把他的工作範圍縮小，把所有的主力遷回台北做資源開發的工作。當時沒有想到，現在回想起來 還真像希特勒的歐洲戰略，先攻擊西歐，等到只剩英國一處孤立無援，就把資源轉向東邊征俄，但是俄國急切不能下，英國卻和美國從北非、南歐、西歐突破成功。 歷史真的像一面鏡子，有時候反射起來，真是令人不敢直視。
在小任的帶領下，我們有了石頭、阿傑、阿鵬、阿東…等等堅強的資訊工程團隊，他們開發出一套整合了ICQ、留言版和搜尋引擎的新程式(後來還能切割畫面， 讓各種功能在同一個畫面運作)，我們成立了一家公司，剛開始目的是為了推廣災區的農產品在網路上銷售（後來幾乎都是在為廠商廣告）。我們成功的重新整合了 新的聯盟（舊聯盟已經一分為三），但是吸引來的新夥伴總是在問：「我們能得到什麼？」而不是像過去都問：「我們能做什麼？」理想已經放在磅秤上秤，我們做 的已經是斤斤計較的討論「效益」與「回收」，而不是我們關心、在乎的是什麼價值。
業績量出奇的開展起來，一下子到那士達克上市的呼聲響徹雲霄，吸引了不少「創投」的注意，我們已經忘了剛開始的目標與初衷，熱衷討論的是將來的財富與股 票。面對災區災民一通通問我何時回去的電話，我從敷衍兩句到懶的解釋，其實已經種下夢碎的結局。雖然我自我安慰的說：「這裡更需要我」。放一個完全沒經 驗，也沒有熱忱，更沒有訓練的人在那個社區駐守，天天都接到「他什麼事都沒有做」的回報，我只是安排一個慰問團去視察，絲毫沒有任何進一步行動的作為，終 於使得問題從那裡開始爆發。
先是居民直接打電話去全盟反應我們怠忽職守，社區完全不管理。接下來全盟派了一個調查團到現場去勘查，居民不知道脣齒相依的情況下，猛吐苦水，檢舉我們連 社區管理都做不好，還讓竊賊闖進社區行竊。本來用意是希望全盟增加經費增設「保全」。但是居民們完全不懂社區營造，就是「自己來」的道理。全盟在衡量「社 區營造」方面更本沒有達到「居民參與」的目的，停止了我們經費的援助，讓本來就有點有心無力的我們和居民展開一段「推卸責任」的爭論，而情緒的發展，讓我 們都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沒有再思考社區如何經營下去。而是「趕走他們，要求補償」和「如何全身而退」當中的兩項拔河。
這個問題在我的家中爆發一件重要的事之後，讓我全面的退出這個圓夢與夢碎的過程，倒是另所有人十分訝異的結果。
那天我到台中開會，返回台北，在車上接到我爸的電話，我媽的情況惡化進了急診室，但是不嚴重，請我有空去看一下。因為本來是我駕駛，我從夥伴那裡聽來這段 留言，倒也不十分在意，心理盤算著，先回公司開完會，明天再前往探視。沒想到冥冥當中自有安排，我在新竹交流道突然尿急，因為休息站遙遠，只得下了交流 道，到加油站上廁所。返程的時候，突然一陣暈眩與疲勞，我要求同伴駕駛，自己在車上小憩片刻，以應付等一下的會議。
沒想到夥伴們不認識路，意外的上了北二高，到台北的時候，我驚覺發現我們是由辛亥路下來，心中有不祥的預感，我立刻請他們轉向到我媽的醫院。果不期然，我媽已經進入彌留的狀態，第二天就病逝了。剛好後來的告別式就是在辛亥路旁的第二殯儀館舉行。
這項打擊，讓我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來，終致公司被創投逼倒，聯盟徹底瓦解，災區工作在「不負責任」的指摘下，黯然落幕。接下來我個人一連串的打擊，祖母也 愕然逝世，本來沒有兵役問題的我，突然收到體檢異動的通知而入伍，臨行前，我只接到楊媽媽輾轉稍來的消息：「不要太沮喪，一切都會好轉的，你已經為我們做 很多了，接下來要靠的是大家的努力，不是你一輩子的責任，你也要加油！」或許夢碎了，或許有很多不諒解，但是楊媽媽的這句話給了我無限的希望。
故事說完了，我一向不認為做過的事，會沒有責任，這個夢碎的過程，我一定要負擔全部的責任。但是我更加深切的反省的是我們得到什麼教訓？我們陷入什麼困境？什麼是經驗不足？什麼又是決策不當？
我深信不要把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我們才有成長的空間，我們才有機會進步。我也學到不能只是仰賴別人來構築自己的生活與理想，我們能做的只是找到有共同想 法的人，構築一個生活模式，讓更想加入的人加入，一起努力，這樣才能滾雪球，越滾越大。期望外在的事情會依照我們的想法，給予奧援或破壞，其實都只是「期 待」，在等期待的當下，我們又能做什麼呢？這才是我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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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長長的回憶是在多年寫的，現在看來，有些記憶已經模糊，當時在下筆的時候可能也是如此，如有記憶差池，也希望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能原諒，重點在於我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和台灣的期望，我不認為台灣就此就走下坡了，雖然我們得努力的事情還很多，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台灣會繼經濟奇蹟和民主奇蹟之後，重新創造另一個奇蹟，也就是我的新書「台灣3.0」(書名暫定)所規劃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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