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時候,有次分組上課,老師請一位女同學發言,不料這位女同學支支吾吾的講不出什麼內容,於是老師請她發表一下上課心得,沒想到,這樣倒讓這位女同學侃侃而談。這位女同學說自己還蠻不喜歡上課用討論的模式,因為她每次坐計程車,都講不過聽到她念政治系之後急忙挑戰權威的運匠。當時,我還針對這位女同學嗤之以鼻,心想:「那是你個人問題,怎麼能牽扯整個政治系的訓練呢?」後來,我也成為小黃之友,我才知道計程車司機還真的臥虎藏龍,我總得花一番力氣,才能讓運匠大哥心服口服,有時候還只是彼此不服、恐怖平衡罷了,他怕我投訴他,我怕他路上放鴿子,不得已換來雙方的沉默。

 

最近我搭小黃,運匠先生做熱衷的莫過於第一夫人開了金口,特別關心學校霸凌事件,我最看的去梯言專欄也特別提到這段。有趣的是,包含公孫策先生在內的媒體和司機大哥都認為這是因為老師缺乏體罰的權力,動輒就被家長投訴到媒體,所以霸凌才如此嚴重。

 

我沒機會和各大媒體相互辯論,但是和幾位運匠大哥的幾番唇槍舌戰,我倒是有了心得。遇到這個話題,我都是這樣開始的:「霸凌以前就有了,現在不一定比較嚴重,我還記得以前我們國中的時候,附近有個較差的國中,他們學生老是來我們國中挑釁。我們的訓導主任是我們國中做兇悍的老師,他常常拿著童軍棍讓我們學校的老大們乖乖地服服貼貼,但是那一次…。」這樣故事性的開頭,總是讓運匠大哥忘了熱切主張自己的看法,而是急忙附和,並追問:「哪一次?又怎麼樣了?」我總是慢條斯理的說:「喔!那一次他地位低落到不行,後來連我們學校的壞學生也變得囂張的不得了。」這下他們就更好奇了,我才慢慢宣佈答案:「那一次是那個聲名狼藉的國中學生放話要來我們學校修理某些學生,得到線報的訓導主任在放學的時候,拿著他著名的齊眉童軍棍站在校門口壓陣,連校長也很放心的站在他後面觀看。」

 

「你看!只要老師夠兇,就沒問題了吧!」幾個運匠大哥都是類似的贊成。「喔!後來那個國中生直接拿著武士刀、掃刀,把訓導主任追的滿街跑,還喊救命!當然,那枝童軍棍被砍成兩段!」我蠻不在乎的說著過往的回憶,當時還真的蠻爆笑的。「哇!這麼兇!不趕快報警!當年的警察少年隊可是很兇悍的!」我點點頭:「是啊!後來是少年隊出面解決。」我講完,立刻反問司機先生一句:「現在,能請警察解決嗎?」幾個運匠大哥都是沉默不語,我想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樣的,社會上的每個人都不想把霸凌變成社會司法事件,只想丟給手拿教鞭的老師處理。可是教鞭真的能對付扁鑽、尺二仔,還是武士刀嗎?現在萬一還有槍呢?我想,老師手持教鞭通常還是對付成績不好,但是卻是乖乖牌的學生吧!

 

如果不涉及重傷害罪,我認為霸凌事件是個很好的教育案例,但卻不是由老師獨自來解決,更不是讓學校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來教育我們的孩子。幼教界現在流行一種說法叫做「站在孩子的高度看世界」,這應該也適用於各個年齡層的孩子們。孩子們的行為幾乎是學自大人的,我們都以為孩子是看暴力電視、電影才學到用暴力對待同學,其實我想要負起責任的,是他周邊的大人,包含父母、老師…。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小時候,你有沒有懷疑過,說愛我們的爸媽,為什麼要打我們呢?老師又為什麼打我們呢?答案應該是「不聽話!」所以,我們要人家聽我們的話,是不是就要用「打」的呢?我想一開始的霸凌,就是這樣學習來的吧?或許你會說「不會啊!現在的老師都不能打人了!」是嗎?父母呢?就算他們不打孩子,但是會不會打其他人呢?還有,語言暴力是否消失了呢?我請運匠們回憶一下,如果一旦發生擦撞的小車禍,大家是先下車來彼此道歉,還是比大小聲呢?車上的孩子,又學到甚麼呢?

 

我想要解決霸凌事件,不是把問題丟給現在這樣組織和配備的學校,學校是不是該聘請更多的社工人員擔任導師?讓教學的老師專心教學,讓社工導師來輔導?教育局和教育部是不是應該配置家長輔導處,讓霸凌施暴的學生家長接受輔導,甚至要接受法律制約,不改善的家長,孩子必須被帶走讓其他家庭監護?如果你看過《39號特案》這部電影,片頭一開始就是霸凌的家長接獲約談和警告:「你的孩子已經多次採取暴力行為,已經在走上一條危險的道路,如果你們不適合擔任父母,那麼社會局會採取行動…。」這不是單單學校和老師能做的事,除了社工單位,我們還得有特別的少年兒童警察,懂得處理小孩的霸凌事件;甚至得有特殊兒童少年的裁決法庭,不是審判兒童,而是裁決父母的權力。

 

有的運匠覺得我這樣想太好高騖遠,甚至浪費太多經費。於是下車前,我都會提醒他們:「霸凌對於犯罪來說,都算小事,所謂小時候偷菜瓜,長大了就偷牽牛,小時候恐嚇、毆打同學,長大了可能就變成台中那個殺手,就像打預防針,即使未來不一定會生病,但是還是比生病了看醫生來得划算,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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