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介入教育大約是從19世紀開始(中國是文官訓練,不是全面教育),尤其是德國俾斯麥時期,國家社會主義興盛的年代,人民是國家機器的一項元素,是國家工廠的工人,是勞力的來源。20世紀大半的時間,我們還是期望國家扮演這樣的角色,尤其是重大產業的投資與發展,幾乎還是政府擔負推動的角色,無論是凱因斯學派或者貨幣學派,或多或少政府在供給面和需求面都得負起一些責任。

20世紀末,尤其是1990年代以後,世界有了重大改變,資訊產業成了所有產業的火車頭。比80年代更加險峻的情勢出現,人們不只面對機器取代勞力、全球化的分工競爭,更要面對資訊越來越龐雜,也越來越好取得的發展方向。

彼得杜拉克在90年代就高聲疾呼,重新建立教育體制,不要讓教育永遠是敎「歷史」,讓學生一出社會就失去競爭力。

10年後,大前研一和企業界的傑克威爾許,他們開始著書立說,強調學校教育要提供的是個人創造力與競爭力,而不再是齊頭式的平等。甚至打破學制,重新建構教育體制。

這些都是事實,政府和教育制度都遠遠落後於真實的社會發展,尤其台灣目前幾乎還是在用19世紀的思考─「學以致用」來思考資源的分配,而遠在歐洲的比利時正在開創「壯遊」的新發展,而帶動整個歐洲教育的新風潮。政府補助19歲以上的年輕人在繼續升學或者就業之前,進行世界自助旅遊,以便更了解整個世界,為自己、為社會帶來更寬廣的視野。

學校負責個人的創造力、適應國家社會,甚至世界的公民責任教導。而這些能力的培養,不再是測驗已知的知識,而是要訓練學生發掘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老師將從講授者,轉型為輔導者,成績評鑑將會更趨於個人化與專業化,甚至是無法全面性比較的方向。現在統一式的國小、國中、高中,甚至大學的模式幾乎會被改變,除了研究型的大學,只要是負責教學型的大學,不再有固定學系,已經成為教育主流(很好笑的是,英國牛津、劍橋一向礙於某個歷史原因,都維持這樣的傳統),解決問題的相關組合,才會成為未來學生能發揮創造力的所在。

教育的投資越來越大,但是政府預算依然有限,因此我之前講的,補助學生將會成為主流思考,除了特殊教育,政府不再補助學校,所以專門的學校會越來越多,體制政府越來越難規範,政府只能保持一項原則:讓家長或學生能自由自在的選擇自己想要的教育方式。所以政府應該著重在於不同制度之間的轉換過程。(台灣目前在非正式教育當中已經發生的例子就是英檢、森林中小學…)

至於職業的需求(過去稱為訓練),知識工作者已經成為主流,學校如果在大量訓練勞工,將只會訓練出更多的失業率。因此在學校方面更著重於工作態度、工作法規、工作道德方面的知識引導。

而就業往往不再是教育體制的責任,是政府其他部門必須和企業界配合的事情,學校會參與,但是將不是主流,因為一個工作要轉化為一個學校認定的教授科目或群組(科系),往往要耗去好幾年,甚至十幾年的功夫,而現在的現況就是,工作幾乎都是階段性的,8吋晶圓製程不到5年就會被全新的12吋晶圓所取代;web2.0的出現也不到20年,但是新的發展總是層出不窮。

目前更新的作法,有法規標準或者有一些長效性的能力規範,會發展出證照;如果變化的情況相當頻繁,政府通常會投資大量的輔導講座與就業紀錄來彌補,也就是學習護照的概念來推動。(這點爭議性很高,因為侵犯隱私權)。

了解了趨勢,接下來來我們才談我們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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