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客戶那邊進行政府輔導案的結案工作,一進門口就看到與我接觸的主管和他的部屬在那邊唉聲歎氣:「事局夠壞了,但是政治人物還要鬧的紛紛擾擾…。」「對啊,真是前總統壞,現在的笨;執政的無能,在野的胡來,台灣真的倒楣死了。」另一個女生接口:「你們還好吧,我可是戰火燒到家裡面,夫家和娘家各佔一邊,鬧了八年,以為會有所改變,沒想到,最近又開始了…。」大家愁眉苦臉擠在會議室裡。

主管在我坐下來之後,對我說:「黃顧問,很抱歉,讓你見笑了,我們發發牢騷。」我連忙揮手:「沒關係,沒關係,大家關心國家大事是好事情。」「聽說顧問是政治系、戰略所畢業,應該更有看法吧!」和我聯絡的特助熱絡的招呼我,卻意有所指的告訴其他人我的經歷。間接代表政府執行專案,身分敏感,因此我笑而不答。但是其他人還是不想放過我,尤其是主管:「顧問,你看來都不擔心的樣子,難道你有什麼高見?」逼得我不吐出幾個字:「我是關切,但不會憂慮。因為這是民主政治發展上本來就會有的過程。」突然大家一付「願聞其詳」的表情,害我沒辦法停下來。

「攤開民主政治史,摸索的期間本來就很長,甚至走岔路,運用制度漏洞的機會也很多,英國的君主立憲走了上百年才穩定下來;法國大革命之後走向暴民政治,即使後來確立共和制度,也是小黨林立紛紛擾擾,現在都已經第五共和了,還是隨時都有左右共治的危機。」大家似乎都對歐洲政治發展不太熟,那只能講講美國的發展了。

「即使是美國,自1776年革命成功後,先有民主共和黨和聯邦黨黨爭,即使快要一百年,在1861年還爆發南北戰爭,到了1960年代還要詹森推動民權法案,才有現在歐巴馬參選總統的機會。」我喝了口水繼續說:「所以民主政治本來就不是穩穩當當的,而是跌跌撞撞的,因此孫中山才會說民權是掙來的。」也許是講到熟悉的名字,那個家裡發生「家族戰爭」的女生突然說:「顧問,你意思是說還會有革命嗎?」我不知道該點頭還是搖頭:「會有變革,但不一定是暴力革命,以台灣目前的狀況,雖然大家都很焦慮,但是使用暴力應該還是會遭到多數人反對。不過…」話還沒說完,另一個男生很緊張:「不過什麼?兩岸會發生戰爭嗎?我們才讓人家海協會副會長跌倒而已喔。又沒很狠揍他,也沒殺了他。」

這個問題真的很難答,其實國際上很多衝突,都只是很小的事件累積起來,問題難搞的就是民族主義。這種分你我的概念,很小很小的衝突都會被放大幾百倍來看。但是國際關係也就是這麼微妙,有時候需要一點點的衝突來增加籌碼,我最近看我的恩師劉必榮教授的新書「國際關係的第一本書」,裡面就有很淺顯的討論到這樣的例子,比如日本在換上福田康夫這個老成的政治家之後,積極想要擺脫過去在小泉純一郎以降因為圍堵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理由而兩國交惡的局勢,高層之間於是在日本主動安排下雙方積極互訪,2008年在胡錦濤的「暖春之旅」高潮之前,中國派外長楊潔萀到日本展開安排工作,與日本外長高村正彥會面磋商。雙方在會面的時候,高村在對話當中,卻突然提到了西藏問題,引起了中國的抗議,但是日本還是不為所動,認為中國應該跟達賴展開對話。重要的是,這並沒有影響到福康首相的中國交往政策,胡錦濤也順利訪問日本。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有時候兩面手法是必要的,上一次釣魚台事件,也是如此,我們民意反日讓政府有機會協商,一廂情願對於國際情勢都是危險的。

但是對於反對中國的朋友也可能必須考慮到另一個層面,即使兩面手法可能對現在政府是個警語,但是對於反對陣營也相同是個忠告。全面反對中國,也不利於台灣利益,如果台灣的最大保障是把台灣盡量國際化,那麼排除中國,反而是把自己也排除在國際環境之外。中國邁向個東亞區域強權,國際社會會一直要求他負起大國的責任,就像美國常常感觸,他們不能常常獨斷獨行,甚至常常被小國要脅,所以經常感慨不知道是「狗搖尾巴」還是「尾巴搖狗」。

我認為無論國內民主發展,還是國際情勢,台灣需要的是越來越多理性的人,而理性不可能靠情緒冷靜就好,還要更多的知識,我相信即使我把劉必榮老師的書從頭到尾講一遍,現場的人也不見得都很懂國際政治的錯綜複雜,因為這是需要一段時間的累積,才能看透這些國際現實。

不過,我還是很樂觀,我決定用一些比較簡單的答案讓在場的朋友放心,以便我能趕快把案子結案完畢,因此輕鬆的說:「台灣的問題不是台灣自己決定,還有美、日、中的平衡。我相信比較要注意的還是民主政治的穩固,台灣越民主,國際壓力越大,中國越不能亂來。至於台灣的政治,我只能跟大家講,我們濃縮了民主發展的過程很多,這些過渡期限當中的紛紛擾擾,會隨著政黨政治越來越穩固,民主的常識越來越發達,會慢慢改善,我們需要的時間。」「那我們什麼都不用做嗎?」主管又問我。「ㄟ…,我們可以先從不要期待政府萬能開始…」話還沒說完,我就知道錯了,今天應該講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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